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主编）：尊敬的各位导师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中国女性文化论坛，参加“荷兰华裔作家长篇新作《天外》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我们和新世界出版社联合主办。外面是寒冷的冬天，会议室里暖意熔融，我们相聚在这里谈论文学，是非常幸运的事。

首先介绍一下林湄老师，林湄老师是海外女作家，可能大家不像对国内女作家那么熟悉，林湄老师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外》，是《天望》的姊妹篇。她是十年磨一剑，她到欧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漂泊》是1995年出版，《天望》是2004年出版，再十年磨一剑，新长篇《天外》2014年出版11月才出版问世。

她是世界华文文坛上非常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我说明两点，第一点，她富有大悲悯的宗教境界，追求普世价值的经典情怀，是一位严肃的纯文学作家。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作家能够坚守创作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2004年出版《天望》一出版，就受到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家的关注，赢得广泛赞誉，我们曾做了题为“洞察世间万象，寻找人类文化与灵魂救赎之策”的专题论坛。第二点，她的作品不是那种特别宏大的架构，是画卷式的网状结构叙事。她能够把诗歌、散文、学术、哲学、宗教等都融入她的小说里，在阅读她的小说的时候，牵动你的可能不是情节，而是她的思想和精神流向。所以，评论家们常说林湄老师不仅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思想者。这在海外华文作家里是不多见的。这次她特意为新作《天外》出版而回国，今天我们对她的新作《天外》进行研讨，大家一起鼓掌，祝贺她的新作出版。下面首先让林湄老师来谈一谈，她从《天望》到《天外》的创作感受，大家欢迎！

谢谢各位专家、老师的到来，在纯文学不景气的当下，有机会与祖国同行者座谈文学，实在难得，我再次对各位深表谢意。

我祖籍福建福清市，出生在丝绸之路的泉州，华侨世家，70年代移居香港，90年代移居欧洲，现在是荷兰籍，一生经历了社会主义、殖民地香港及资本主义社会，虽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植于我灵魂深处的根本东西还是中国文化。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颇有文学天赋，但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主要还是靠勤奋和契而不舍的毅力。在香港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时候，除了工作外业余时间写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题材大部分跟我个人的经历与周遭人的命运有关系。

我是到欧洲后才对“文学即人学”的感悟，确信了无论欧洲人还是东方人均离不开人的共性和个性，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欧洲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21世纪信息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促使我想起歌德1827年1月对爱克曼论及的“总体文学”，即对“世界文学”的再思。

“世界文学”不分民族、身份和国界，触及的题材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人的彷徨，迷茫，生存处境以及对财色生死问题的探索，居住地球村里的人，任何荣辱福祸均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还有诸多形而上的问题困扰着人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每天忙忙碌碌又为了什么，精神和物质、灵与体、有限与无限等等问题引发我思考的兴趣。

1995年6月，在荷兰召开了我个人的作品研讨会，有50多位学者专家参会，80多岁的《红楼梦》法语翻译家李治华说“林湄的小说题材多是关注社会的重要问题”，比利时汉学家魏查理院士表示“林湄的小说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均能接受”，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教授戴翊上交万多字评论“女性的命运与辉煌”，等等论文，以及会后有20多家的传媒报道，但我觉得文学艺术是无穷无尽的，与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还差得远，决意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此后，我拒绝一切诱惑，甘于清寂、淡泊名利，没有办法去改变社会现实，只好将思考融入我爱好的文学创作里，用十年时间完成5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望》，男主角是有救赎思想的人，他以简单对付世界的复杂，世人觉得他傻，他却觉得世人傻，认为众人活得又累又愚昧，个个均在追求财色和物质东西-------

《天望》写完了，出版后获中外专家好评，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生活在继续，社会在改变，科技在发展，生命短暂，文学却没有完结------更重要的是，其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影响了海外华人。华人带着完美主义的理想，从东方到西方，不料西方渐渐没落，东方却在崛起，漂泊者自然对离散、移居、身份等词语有着更多的解读和理解，我不由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意，一生劳苦愁烦却只得一口饭吃。

可见，现代高科技与经济发展并没有带给人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相反，其带来的付作用却隐约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灵魂力度，使其潜移默化的异化，或怪诞、或萎缩、或不知所措-----

藉着对社会人生的忧患和拥有的创作激情，我再次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天望》的姐妹篇《天外》。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思想相当复杂，思考多于书写，每一章，每一个人物均寄托了对社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于是，以第三空间的视角叙写众生相，集平凡人的生活、际遇和命运表达人生的劳苦与愁烦及无奈焦虑的存在。书里的人物均是现实生活中群体的代表，如一个欲望的结束就是世人另一欲望的开始，永远不会满足，中国人如是，西方人也是如是。

物欲的充塞，使人的灵魂都丢失了，作为作家就有了负担，只是无法改变现实，幸好依然热爱文学，加之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天真无知，常常做蠢事，因而，写作是我承受命运的最佳状况，也是我祈祷似的生存方式。

有人说，你的小说不入流，难读，难懂，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有距离，给阅读和审美习惯带来难度与费解。确实，近20多年来，我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不尽与传统文学观不同，也与自己1995年之前的创作不一样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我离开祖国已41年，“根”既移植，吸收的养份就有所变化，结出的果子自然也会不同。为什么要一样呢？事实证明，即使在同一社会环境下成长、同校同系的毕业生，也会出现不同的求索精神与出路。何况，古今中外，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观，也无永远绝对的“正确”，或出于我智、识的求索，或与我生存环境有关，或因我较具前缘性意识，所以，行走在文学艺术的求知路上，喜欢独立特行，希望在探索中创作独具一格的作品，将传统小说强调故事、情节、重悬念、冲突、高潮等创作法与西方的慢节奏、细观察、重视人内在意识和心理变化的特征相融或掺合，在叙述命运和各人性格里反映社会人生，让艺术结构和形式更好地表达人类生命底本质，当然，更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思，有所启迪，不是看完就完事的感觉。

我崇善经典，有些“离经叛道”是求索。即杨老师所说，形而上思考，形而下观察，通过几个家庭各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各式各样的麻烦，反映现代人的心灵被物化、财化、色化等扭曲了，其心态与作为就是社会的写照，让人思索生存的艰难、无奈与感叹！

以天上的视角，对于红尘滚滚中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充满忧患和悲悯，两位杨老师已看出老祖祖的符号是救赎，人类究竟往何去？等等------

总之，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享受快乐和满足，至于后果如何，那不是作家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时代同龄人聪明得多，要相信和尊重他们的才智和选择，因而，无论当下纯文学是如何地举步艰辛，我依然会痴痴地拥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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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匡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博导）：

作为读者，《天外》这部书到我手里是用了十天时间读完的，写林湄写作则用了十年。我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中间没有间断。首先感谢林湄十年辛苦不寻常，在我们北京的寒冬（荷兰也是寒冬），《天外》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同时感谢新世界出版社，不计成本，不计市场，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在北京连绵不断的雾霾中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风。这部《天外》比《天望》又前进了一步，从“天外”俯视苍生悲欢、世态炎凉，很有思考，很有生活的宽阔度，很有情感的浓度，又有灵魂的高度。我想，《天外》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点启示是，《天外》使我们思考中国的文学，应该有一个世界性的角度，中国现当代文学连同海外的华文文学，我觉得应该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看问题。我们过去习惯的一些观点和提法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和修正？例如，我们讲“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提法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中国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又例如，说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是“从五四以后才起来的”，这个说法也不科学，不准确。刚才林湄提到歌德，歌德在1827年和艾克曼谈话当中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后来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面也提出“世界文学”。歌德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是看了中国的传统小说以后启发了他。歌德考虑问题是有世界的眼光。这样看的话，我们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首先会看到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海外华文文学，经历了几波。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一方面我们受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反思，派出留学生、外交使官。陈季同等等都留下了很多的作品。陈氏留法，他写了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非常棒。罗曼·罗兰日记里面都提到陈季同，中文法文很流利。还有黄遵宪。胡适的前面是梁启超，梁启超又对黄的“诗界革命”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文学要重新溯源。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又有一批人出去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等。20年代末到49年，像老舍、朱自清、钱钟书、巴金、傅雷、艾青、季羡林等等，他们出去回来是大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出去的到苏联，到东欧去，多数是学工程技术；但从台港出去是主动放逐，去了欧美，成就了一批像白先勇、於梨华等等文学家。七八十年代以后，又一波留学、移民风潮。林湄是89年到欧洲去的。这一批人，情况很复杂。其中从大陆走出去至今大约200多万人，大部分去了欧美，而且文学成就大的也出现在欧美。这批人当中，有一些人出去以后写东西，不断地游走，家园来去；也有一些人长期甘于寂寞，躲进小屋，管它冬夏与春秋，写自己的生存体验，心灵的体验，林湄就属于这一类。现今文学可能是被边缘化了，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但扎根边缘、立在边缘，同样是可以写出好东西的。纯文学是寂寞的世界，不是热热闹闹的，不应当被资本、被媒体所裹挟的。这一切，我觉得《天外》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应该放在世界文学当中看这一批海外华文作家。尽管他（她）们的作品有长有短，但是对中国的文学发展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反哺的。所以首先值得我们尊重。

第二点启示，是《天外》的特色。《天外》的特色，我想大致有这么五点。

其一，把传统和现代联系起来。这里面有普世的对立面，非恶非善，示恶示善的人。《天外》实际上体现了浮士德式的追求，为传统的文化符号作出表证，用各种方式穿插在当中，和作品的主人公进行对话，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展开了非常丰富的、多变的、复杂的生活，把传统的、现代的联系起来。其中几首诗穿插进来也蛮有意思，很有味道。

其二，欧陆和亚陆互联。这一互联，就能观察到、探索到人类有哪些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假如眼睛盯着别人的缺点，这就没有境界了；但假如这个作家能盯着全人类的缺点，就是有境界的作家，有水平的作家。林湄在《天外》这部作品里，通过欧亚的互联、比较，让我们看到人类的问题，共同性的缺陷，这样的作品是有思想的。

其三，不同文化观点、不同文化气质的交集与融汇。傻气、阔气、福气、火气、人气等等的气的交替，很多观念上有分歧，两性关系上也有歧见，但是对功利主义都进行了严厉抨击，对于死亡和命运关系也可以达到共识，这种可能性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小说还有一个长处，即对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求同问题，对多元文化的不对抗的原则，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有的人物让人联想到上海的小瘪三，但这类人也不是绝对的坏。林湄有悲悯情怀，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采取的是不对抗的原则。人没有完人，凡事没有完美无缺的，小说正是给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提供一个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其四，深细的两性交流和人性的探索。这个不多讲了，像第11节夫妻面临离婚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办，写的非常好，有很精彩的心理描写。

其五，从肉体到灵魂的拷问。歌德的诗剧《浮士德》说，在我心中有两个灵魂。歌德本身是既伟大又渺小的。歌德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的诗人和剧作家，但他又是渺小的，有的时候难免平庸。林湄在《天外》这部作品当中，对不少问题，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形而下的观察，对各色人等，从形上到形下，都有观察，都有叩问，都有思考。总之《天外》有这么五点特色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个启示是小说的结构。刚才王红旗教授讲到网状结构，我想现在的新小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不像过去那种单一的线性推进。小说结构更多样化了，有非形小说，两道线互相不搭接，各又支流；有蛇形小说，摇头摆尾的弯弯曲曲；有蝉联形小说，有套形小说，还有单线的分岔小说等等，那么《天外》呢？我的看法是像一把雨伞，伞形小说，花团锦簇地铺展，但它最终集于一个思想的主线。这条主线体现在552页，最后是一个生命面对宇宙，面对老祖的生命浩叹！那么美好，那么甜蜜，那么神秘。所以522页这一段是这部伞形小说在同一个时空下铺展后的集聚。以上三点，是我作为一个作者受到的启发。

肖复兴（《人民文学》杂志前副主编 著名作家）：

首先祝贺林湄的小说出版。夏天的时候林湄给我发邮件还为出版小说的担忧，这部小说，她付出了十年的心血。不是每个作家都熬得住十年，可以感受到她付出的辛苦，理解她的担忧，出版社能够接受这个小说，对林湄和出版社还是充满着敬意，我想从读者和作者双重的角度谈谈，现在小说我读的很少了，我原来是一个职业的读者，现在好不容易不看小说了，现在只挑有难度的小说看，去年和今年这一年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是林湄的小说，一个是加拿大的一个女作家门罗的小说。门罗的小说很琐碎，她小说的障碍是在于她叙事策略的变化，她让日常琐碎的生活变成她独特的叙事方式，小说看到尾的时候，重新再看一遍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她的味道，她的小说不是从门进来带到每一个房间，而是从中间看所有的风景。林湄小说是我遇到的第二个有难度的小说，她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的方法，完全是开放式的，将多种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调制而成。她的小说难度不在于叙事策略，而是叙事的整个精神思想，融入到小说的过程当中去，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她的思想，或者我们对她表述思想精神上的东西表示怀疑或者本身我们不喜欢这个，对她的小说阅读难度更大，有这种障碍和难度，说明了我和林湄的差距，对精神上的需求，对精神深度的拷问，灵魂上自我的这种责难自己，我跟她确实相差很远，所以阅读才有障碍。无论是这种叙事策略的变化还是叙事精神的变化，都会给我们小说阅读和小说创作带来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是值得探索的，值得肯定的，相比较而言，我们大陆的这种文学评论是非常势利的，没有独立的评论，钱在左右一切。对海外华人的作家，我们对他们的分析，对他们的评价是欠缺的。重新看待他们的小说，特别重要看他们勾勒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难得的。拿白先勇为例，他把一代人跟国民党政府，跟世界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能够写的这样带有历史性，带有精神性，成为一个断代史。现在我们的小说非常丰富，非常眼花缭乱，而且对海外作家这些小说家，他们真正的位置，真正的价值，我们关心确实很少，我们评论的也不到位，我们关注还是那些跟影视比较密切的，耳熟能详的极少的海外作家，而认认真真十年写小说的作家我们得他们的评价是很少的，在世界文学格局之下，世界文学当中海外华人作家格局之上跟大陆之间的对比和关联来评价他们的作品，我觉得确实很少，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我觉得从《天望》到《天外》林湄有什么变化，她为什么跟天较劲？按理说文学跟人较劲，为什么林湄她从天，不是说把人抛弃了，她是从天这个角度来看人，她是从天这个角度来跟人之间的一个碰撞，这种写作在我们当前来讲确实新潮，我觉得《天望》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天外》更多是从天外看人生的视角是俯视众生，充满着宗教悲悯的情怀，整体来讲没有蔓延开来，离开她自己创作的整个中心。无论是《天望》还是《天外》，这种对世界对自己的叩问，这对于林湄来讲是她的一个写作的魂，缺了这个就没有《天望》和《天外》。《天望》是世界的视角来写的，跟大陆作家不一样，大陆作家更多愿意是风花雪月式的，男欢女爱的，是一地鸡毛的，是人和人之间或者是人和时代和历史和环境的天长地久的争斗，缺少人天之间的碰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刚开始写作实际上是对那个时代，不公正的时代，动荡的时代，文化摧残时代的一种反弹，更多是对当时历史的碰撞，而不是对天和人的，我们精神支点不是那么明确，所以在《天外》这个小说当中，林湄是借助了中国古代和西洋的多种文化，多种哲学美学以及宗教的多种的元素融入了小说当中，其中最重要就是浮士德，就是歌德，浮士德跟郝新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跟林湄也有撕扯不断的关系，他作为一个精神的形象存在，这在德国的历史上在郑国欧洲历史上都是非常显现的。我今年夏天到美国去，一个德国人开的老餐馆里吃饭，餐馆里其他东西我不太熟悉，但其中有一个壁炉上的木雕就是浮士德给我印象很深，它是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存在于民间。我们的文学形象是什么，孙悟空，贾宝玉，林黛玉？但是没有一个像浮士德那样强烈，浮士德那样的更民间化，这一点来讲浮士德的形象是《天外》小说里支撑的重要一点，是天的化身的一种。这种从天外俯视人生，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的琐碎的困难也好，人是如何生存，如何走向未来，能不能跟世界相和谐，能不能找出一条人生存的价值，这是她写作的很重要一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林湄小说的价值恐怕也在于这个，刚才大家分析她是网络式的写作方法和伞状的写作方法，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概括。在我看来，跨学科式的写作在她写特别明显。当年王蒙提出来的作家学者化，后来有人讽刺，有人赞同，学者化的作家对文学有没有帮助，一直有争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相融，需要做爹学问才行。作者不是学者，但是学问做的深这里头不光是浮士德的文化，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小说当中跟这个人物纠结在一起，无论中国的文化还是对于写作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林湄的小说就是明证。

当然，她所做的那些学问，我们能不能接受，西方文化能不能救赎郝新这一代人，救赎他们的心灵，我对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有点糊涂。浮士德能够救赎完全沉沦的一代人吗？我们是一直把叙事的带有情节性的文体叫小说，小说就是给老百姓看的，国外这个是咱们翻译成小说的，国外人家这个词也不叫小说，小说里是我们给他的定义，我觉得林湄这部小说，她是努力想把小说写成大说，这就是她写作的价值，我觉得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所以在林湄的小说当中，她其实我看她的小说里头包括《天望》在内，她不注重故事的情节，这里面几个人物互相碰撞，这里面没有新鲜的地方，但是她有意打破了这些，注重这些生活化的东西和精神上的东西碰撞，所以她的小说当中这个情节不张扬，情节是淡化的，重视的还是她的精神上，把她思考的这些东西统统融入小说，而且希望跟这个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她写作的根本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今天写作来讲，林湄小说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这儿，她跟我们今天传统写作方法跟我们流行的写作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多小说有一些确实不错，但是有一些确实太差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文学是被权势，被影视，被资本三架马车所绑架，林湄她远离大陆，她也不靠这个生活，也不靠这个扬名，所以她的小说是沉静的，小说里面都是她自己的想法，在现在这个文学背景下，林湄能力坚持自己写作的方式，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评价的。

当然我对这个小说说心里话，我读《天望》的时候读这个小说我仍然有我的意见。小说还是要照顾更多的广泛的观众，在思想精神和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如何融为一体，希望林湄给予重视，让它更好融合在一起，而不是货卖两张皮，应该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有机的肌体，这是她小说创作当中更需要得到解决的。如果她重视这一点的话，小说会更好看一些，大家阅读起来更容易接受，更有利于小说的广泛传播。我很期待林湄的下一步小说，她的小说虽然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困难，也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阅读当中有难度的阅读，才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此非常感谢林湄，谢谢。 

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我很同意杨匡汉教授的感受，在这个基础上我谈点我自己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的内心想法。因为时间很紧张，我的感受目前还有限，我还可以继续挖掘。

首先我赞成刚才杨先生说的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文学界有人说我们要中国学派，中国要发出声音。你走出去，不能以井底之蛙的观点走出去，井底之蛙和井外之蛙到底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在走出去的时候，把中国的土生土长的东西介绍出去，这些东西是不是和世界各国的文学、各国的人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我们强调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或者中国人性有别于其他人性，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如果是后者，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人同世界隔离开来，自己孤立是走不出去的。林湄的作品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她看到了东西方文学，世界各国人之间的共同的东西，也看到他们共同的精神追求，也看到他们存在的共同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因此，她写出来的东西就非常丰富，我看了之后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她这一部作品的丰富性，有着丰厚的文化的思想。无论是中国文化儒释道，中国文学从古代文学（从《诗经》到《红楼梦》）到现当代文学，这些都有涉及；世界文学她讲的是浮士德精神，但是实际上他这里面包含外国文学的内容，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当代，这里面的丰富性是一般作家很难企及的。只有林湄这样的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有着丰富的阅读经历，也有自己丰富的思考和反思，这样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长于它的丰富性，文化上的丰富，思想上的丰富。

进一步，从她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人物来讲。郝忻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但是他崇拜浮士德，追求浮士德的精神，使他由平庸变得有非凡追求，浮士德这种精神所面对的还是一些至少不是像我们20世纪以后人的平庸化。浮士德所面对的诱惑，其实要更加强烈，有王公贵族，有财富，甚至有惊艳的美色。

现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代社会，人的平庸化是一个总的倾向，浮士德精神是否符合当代社会，特别当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歌德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靠什么来面对？浮士德身上所积累起来的那种人文的精神，是否可以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林湄用郝忻这个人物做出了回答。郝忻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一个现代社会的人都会面对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不需要斗争，需不需要精神上的追求？这个也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

当然，人的缺点是无法避免的，人因为相对世界来讲是那么渺小，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人的局限性、人的眼光的局限性、人所处地位的局限是无法避免的，这也就预示着郝忻遇到的这些问题还会继续遇到。以前很多文学作品到了大结局就皆大欢喜，实际上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林湄这部小说结构上是开放的，郝忻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变成怎么样，这留给读者考虑。但是如果不去弘扬这种浮士德精神，完成精神上的追求，对灵魂的追求，他走向堕落是必然的。所以在这里又从另外一方面突出了浮士德精神的一种普视性，人类共有的价值。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天外》阅读起来确实是一个重活，一个是篇幅，一个是内在的思路。篇幅是一个方面，60万字，现在大陆作家写这么长的小说不太多，因为他有各种考虑，而且用十年写这么一本书，大陆能写作的十年恐怕会写出五本书来。再一个是它的问题意识，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看着从一个很小的切点进入，就从郝忻的人生的转折点开始。他的思想背景很开阔，从浮士德到红楼梦，从弗洛伊德到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甚至还有很多关于自然科学方面最新的成果和问题。比如说我看到作品中某一个人为他自己辩论，世界上许多精英，包括拿坡仑，都是小矮个，这让也是小矮个的我很高兴，突然书中又看到一个最新统计，世界五百强领袖，他们身高平均身高都高于常人；我们再统计一下做人文研究或者文化创新的人是什么情况，我想我希望再有一个统计数据。这也是戏言了。这说明她材料的丰富，思想非常开阔。

我觉得《天外》这样的小说，一方面现在大陆作家很少写或者写不出，但它毕竟还是我们大陆文学的一种传承和继续，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大约就像我们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历史新时期伊始，一个时代的转折给大家带来很多希望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思考，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在哲学的层面上，在思想的高度上思考的文学，那个年代比如说像《公开的情书》，《人啊！人》，我觉得《天外》这样的小说是有它内在的文脉勾连的。中国的作家在80年代充满了理想气息，所以能够写出《红高粱》；但是到今天，经历市场经济的时代，也经历了欲望膨胀，人欲横流，我们大陆作家不会写出《天外》这样纯粹的形而上的作品。《天外》写郝忻这样一个中年知识分子，中年的思想者，他的心灵和肉体，他经历的震撼性远远没有我们大陆同类作品有那么强烈的戏剧性，那么强烈的场面和欲望。我觉得这就是讲，可能海外的作家，尤其是大陆出去的海外作家，我觉得很多人是带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新时期的文学精神，没有经历过90年代的动荡，不是社会动荡，而是心灵的动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郝新这样的“文呆呆”和我自己也有点像，就是那种对现实和人际关系比较淡漠，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书呆子，但我自己受到的人生的困惑远远比郝新经历的要激烈得多，内心的冲突各方面都要强烈。相对来讲，在80年代离开大陆，或者像林湄这样的，我看她先是到香港，后来又到欧洲去，她离开大陆更早一点，从思想文脉上来讲是我们新时期文学初期那样一种探索精神的一种延续，而且到今天来看，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经济的大的转折，没有切身在这个场合里面，经受心灵的震撼，相对而言他们的思想状况或者人物命运的表现，确实还是说比较单纯，理想气息，比我们大陆作家要强烈。

还有中国作家写欧洲，这也是经过文化震惊之后的沉思。当年赵淑侠从台湾到欧洲去，移居之初有两种文化的磨合，两种文化的冲撞，两种文化差异带来的两种文化的震惊，赵淑侠对欧洲是没有什么好的评价的，我读过她一篇短篇小说，她到了欧洲，在德国，她也到了荷兰和周边欧洲各个国家去度假，她会带着很强的本土意识，对于欧洲的这种人际关系，她会有很多的不习惯，或者有很多的差评。那么到《天外》来看，作者是1989年移居到欧洲，那么也是20年或者25年期间的这种长期的体悟。从我们大陆的有关新闻媒介来讲，我们经常会看到，经常在讲美国政府如何布置或者策划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我自己到美国去待过不到一年，越过传媒的政治宣传亲身体验，当时就是感受所谓文化的震惊，深有体会；但是我太太他们很多同学也是八九十年代到美国去，他们都是学医的，他们的生存状况今非昔比，他们经过了文化最初的震惊，他们讲起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一个新的角度。《天外》也看到文化震惊期过后有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坦荡地面对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文化和社会传统下面的人际关系。这是《天外》两个大的文化背景，一个是说大陆新时期初期的理想信念，但是又有单纯而执着的追问，再一个是文化震惊期过后对于欧洲的描写。

这个作品我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概括，概括了三句话。

任何一部作品让评论家一说就没有趣味了。但是，如果不能把问题抽象出来我们也不能把60万字从头到尾复述一遍。第一句话是：生活是一团麻。人到中年，郝新这样的夫妻走过最艰难的时期，突然生活出现了转机，还有一条，人的生命到一个槛上，有一些问题恐怕像小周这样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不会意识到，我看到郝新我很亲切，人的生命，人到了中年一定要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记得当年大概是1992年，1993年写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到了不惑之年我充满了困惑，如何面对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郝新有他自己的特定的环境，也有他家庭的状况，但是他确实遇到了一个说个人生命也好，思想也好，人生目标也好，向何处去。所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你到底要什么。而且郝新确实是文呆呆的，他做什么事情其实不是太难，对于很多人都不难，但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参照系，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他一定要去思考。你说他想在生活上，在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方面有所放纵，你说越轨也好，你说冒险也好，很多人说这样的事情根本不用想，做就是了。他一定要想浮士德怎么讲，浮士德提供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反复地追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生活是一团麻，这是当年电视剧里的一句歌词，你到底要什么，这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一篇长篇小说的书名，来责问当时苏联的青年人你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你到底要什么，或者讲浮士德的启示对于郝新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在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限于郝新他的人生，难以大起大落波澜迭起。这个冲突放在大陆不得了，90年代到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如果想在官场上发展，可能今天就是周永康，徐才厚，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克强，如果想在商场上有所发展，那就是今天的马云，王健林这都有可能，这样的话他会像浮士德的经历，要有非常大的波动，大的冲突，大的选择；郝新进入的是一个非常日常化常态化的社会，他的选择，他的机遇还是少了一些。对于浮士德，歌德赋予他的非凡的命运，经历过财富，娶过美女，各种各样的诱惑，人生各种滋味都要品尝。相对来讲，郝新要承担浮士德的追问，客观上，主观上都受到局限。作品里面有一些地方我很喜欢，但是也许不一定是切合林湄老师的设想，我就觉得讲了半天，需要什么样的理想呢，躺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看风景，作品里面有好几处写海滨，写看风景的人。我们既然做不了浮士德，在不愁温饱的情况下躺在沙滩上看看风景，看看海边的男男女女，我们可能眼睛发亮，但是也仅此而已，我觉得这是我读《天外》时的歪解。当然这个作品最后的结局，我有一点困惑，就是讲郝新经历了那么多，外表看着很平常，但是内心很激烈的矛盾冲突，那么到作品结尾的地方还有两个结局的纠缠。第一个讲那一位叫卜馥淑，愿意给他提供一种选择，我有经济实力，可以给你提供相当的条件来可以实现你的写作梦，思想梦，但是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妻子，她也觉得经过各自的这种人生曲折冒险之后，两个人重归于好，建设曾经的家庭和婚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讲起来这应该也是给他提供新的选择，新的矛盾，作品写到这里突然打住了，我觉得当然也可能讲是留有余味，但是相应的提示，相应的这种郝新的新困惑，在这里表现的没有给读者提供想象的线索或者思考的线索，似乎阅读感受是这样。也许这么一部作品作家写了十年，我们阅读连十天的时间也没有，读的时候没有体会出作家的苦心。

周显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学院博士）：我的发言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两个“一”、两个“二”。

首先，第一个“一”是指一个惊讶。《天外》如此大部头的作品，60万字，积十年之功完成，非常可贵，它一方面显示了在今天浮躁的商业环境之中文学的自律与文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家的努力、毅力和坚持。

第二个“一”是指一种写作状态。林湄老师这样的海外写作，我将之定义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孤岛写作。前面肖复兴老师讲到了，林湄是沉静在世界一角在安静地写作。今天是纯文学边缘的时代，在这样形势下从事大部头的写作，沉静在世界的一角安静地写作的行动，可谓淹没在商业海洋之中的一只孤岛。另外林湄身处海外，而且书写所用的语言是中文，在这样一个海外背景之下进行写作，也同样是边缘的，孤岛式的。所以说林湄在精神状态和文学写作状态上都是孤岛写作。这种孤岛写作给作家带来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就可能为一种别样的文学意义的生发提供了契机，也因为这种孤岛的状态让林湄平心静气抒写这样一个厚重的故事。可以说，《天外》是深陷孤岛的作者，写于孤岛时期，并尝试突围孤岛状态的一部有关孤岛精神生活的小说。

以上是两个“一”，下面我来讲两个“二”。

第一个“二”，是指作品背靠的两个文学传统。其中一个是西方文学传统，小说里有大量对西方文学的互文式书写，特别是对于《浮士德》的引用。这一点前面几位老师谈的非常充分了，在这里我不再多谈。《浮士德》对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外在的。我们在这里还应该留意另外一个文学传统。刚才张志忠老师谈的是作者与1980年代启蒙文学思潮的联系，我则想扩而广之，从一个更大背景来谈。《天外》除了与《浮士德》互文式书写之外，其实受《红楼梦》影响颇大，这不仅体现在小说里多处引用、借用、改用《红楼梦》语言和典故，还体现在小说对人物气质塑造方面与《红楼梦》的某种类比性，比如主人公郝忻有贾宝玉那种呆，比如吴一念有王熙凤的干练与务实等等。还有，整部作品的结构架构，以及对于精神的追索也有《红楼梦》的气质，例如真与幻的追求等等。

第二个“二”是指小说的两个关键词。小说的第一个关健词是移民。《天外》以很大篇幅书写了移民的生活状态。《天外》不是采用旅游文学的写法，不是用一种外在的、旅游者的视点，以一种旅游者的身份来关注周围。另外小说也不是用一种返乡式的写法，也就是说不是用那种外部世界游历之后重新回归本土，然后重新发现和阐释本土的书写方式。林湄老师的写法是用一种从容的、自在的心态来看待已成事实的移民生活。这是真正在海外生活很多年并扎根在海外的人才有的一种心态、一种状态，由此才生发出一种自在的眼光。所以林湄面对海外世界不是用奇异的眼光、旅游者的眼光来打量周遭一切，而是用一种自在、从容的心态和眼光来书写文本。对林湄来说，这种心态意味着周围一切是我熟悉的，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是这个生活之中的。所以她以这样的眼光和心态来观察这个移民的空间，呈现在作品之中的就不再是旅游、奇观化的视角，故事的写法也不是刻意用本土精神拼接移民故事，而是内在于这个环境之中，也就是移民环境之中，把它当成一部分抒写。我读《天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林湄笔下虽然书写的是移民生活，但有关这个移民生活故事是比中国还中国的故事，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全球语境之下，个体面对的问题是有着某种共通性的——我想这是《天外》容易被我们理解和觉得心有戚戚焉的重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天外》有很鲜明的中国内核。这个以郝忻为主线的故事，放在中国本土一样能够容易理解。郝忻一家虽然孤悬海外，但他面对的家庭问题、精神困境一样也是我们生活里需要解决的。小说里写到，郝忻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想着是“保住家，一切均好办”。吴一念对改善生活的那种执着，“一面在‘丈夫’和‘情人’的视角下穿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赚钱继续努力实现原先的梦想——住大屋买名车提高生活的水准”等等——这既是世界性的矛盾，也是中国人处理矛盾的方法。我们来读《天外》这个孤悬于海外的故事，没有感到陌生和隔膜，原因就在于通过这个文本其实就是重新在打量我们自己，重新在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人物的这种内核精神状态，包括他的思考方式、精神状态等非常中国化的。

第二个关键词是思想性。小说里对于《浮士德》、基督教和佛教的探讨都能够表明小说的思想性追求。舍斯托夫认为，优秀的文学应该有对世界和世界中个人的双重警觉，《天外》在这两个方向上均有努力，难能可贵。

这就是我对小说的一些粗浅看法，因为只有一个星期来阅读和体悟，所以一些的观点还需要深入辨析和思考。

王红旗：各位教授的精彩发言，观点我都非常赞同，而且得到很多启发。感谢诸位从不同的视角，真诚地为我们打开阅读《天外》的窗口。我认为，林湄老师从《天望》到《天外》的突破，首先在于《天外》从人类文化的深层矛盾，从东西方家庭的性别伦理与情感秩序问题，考察了个体人性的多层面相与内在本质。以跨族群、跨国界、跨文化与跨性别的“第三时空”，看到了人类现世代的困境，并执着地在寻找救赎之策，希望是存在的。

她的《天望》里，讲述的是一个女儿微云从中国江南乡村走向了欧洲，与一个叫弗来德的欧洲混血儿组建一个家庭，东西方文化联姻的符号是很明显的。小说从结婚之夜开始写，以婚姻家庭的伦理关系日常生活冲突，书写东西方人类的互视，互用，互补的平等对话。更进一层的冲突是，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按理说信仰宗教是不图回报的，但是，丈夫狂傲与偏执，就是要为拿“天国大奖”而传道。是不是在揭示，整个人类宗教信仰的物化，越来越实用主义？一个非常依附丈夫的妻子也只能离开了他独自去闯世界。后来在她丈夫眼睛瞎了的时候，她回到丈夫身边，一个爱的拥抱打开了他丈夫的“心眼”。因此，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是女性的爱对人类灵魂的救赎。尤其是小说末尾，面对那“可怕的贪婪的、吞食世界的咆哮着的大火”，高声地呼喊“救人啊，救人！”几乎是绝望的望天呐喊。此时林湄老师“救世意识”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到《天外》的时候，是通过数个新移民家庭的夫妻情感纠葛，东西方联姻的家庭伦理冲突，在解剖个体人性灵魂经历磨难之后的新生。郝忻和吴一念夫妻都是改革开放后回复高考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说是出国的新移民，他们之所以出国，是在国内遇到太多不如意，或是出国寻找更大发展空间。但是，没想到欧洲的生活也是如此物质化，没想到“翰林院”的经营一直不景气，就连妻子都天天逼着自己下海经商，他们都被欲望、金钱诱惑迷失，但最终却走向内心平静的回归本我。其他几个不同形式的“东女西嫁”或“西男东家”的婚姻也是危机重重。她是以一个个家庭在思考人类存在的人性缺限。

刚才杨匡汉老师说，林湄老师思考的是“人类的缺点”，实际上是通过您的女性生活体验，女性文化经验，来思考人类缺陷的，是从男女两性的个体人性思考人类经验的，是从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女性对子女伦理关系，来反思个体人性共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各有各的矛盾冲突，但是其困惑焦虑却是相似的，即对物质欲望的永不满足。无论是东西方文化的“傻性与奴性”都是不健全的人性，而现世代人有被“物性”所异化变得“精明”。从而揭示出“人类心性”的困惑。这是很发人深省的。更难得的是，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人性“善与爱”的温暖无处不在。尤其是小说结尾，作者把郝忻和吴一念夫妇置身于大自然美丽祥和的田园风光之中，预示着人类经历了灵魂困惑、精神磨难之后，拥入大地母亲怀抱而重生的多种可能性。这就是作者在“第三时空”，也就是站在“天外”洞察到滚滚红尘东流去，灵魂沐浴暖阳“在唱歌”的人类希望。我认为，《天望》与《天外》都是很值得文学史记载的两部小说。

谢谢各位老师！辛苦了！盼有机会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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