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旗：2014年11月19日，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广州凤凰城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主办、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暨南大学承办。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代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对众位作家、评论家、学者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位文学朋友，相聚广州凤凰城，以“文化传承和时代担当”为总主题，以一个“高峰论坛”，十个专题论坛的学术研讨的宏大规模，共享新思想、新智慧、新精神的世界华文文学盛宴。

在本次大会总主题的统领之下，世界华文女性文学论坛的主题是“华文女性文学的世界图景”。分为“华文女性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华文女性文学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性别视野与跨文化书写的困惑与经验、世界华文女作家的新作评论”四个议题。

新世纪以来，各国各地区的华文女性文学，因多元而精彩，因融合而升华，书写了新的篇章，展现了新的图景。在“母国”文化记忆、“本国”在地经验与理想追梦的探索中，从超越此岸与彼岸转换到“第三时空”，更加深入地考察时代困境，以文学的审美方式，化解“失根”、“失心”的精神危机。今天的论坛，可以说是新思想、新成果的发布会，是作家、评论家双重在场的对话会。

今天的论坛，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共有12位嘉宾演讲报告，完后留出时间交流互动。每位嘉宾演讲12分钟。请各位把握好自己的时间。下面请上半场演讲嘉宾前排就坐，论坛正式开始。

上半场：主持人：王红旗 讲评人：陆卓宁 

戴小华（马来西亚）：经典作品中女性形象对现代视野的影响

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在父系社会体制下以男性为主导所建立的文学成规中，对人们的观念总不免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会深入男女潜意识的领域，使人浑然不觉。作品中，女性的类型往往以刻板的模式出现，不是贞女圣母即是妖女荡妇。虽有少数的女英雄出现，也常被忽视或误释，使她退隐或消散在浩瀚的典籍内。我将从对经典作品,语文,广告,文宣,教科书这五方面的阅读和观察中粗略分析其对现代视野的影响：

（一）在经典作品中：

我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代四大经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中所创造的主要女性形象略作阐述：

《红楼梦》中真正重要的人物，除贾宝玉外，都是女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金陵十二钗”。这些女子有的才华横溢，有的聪明美丽，有的玉洁冰清，有的志行高卓....尽管如此，她们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操纵权，她们不是凄惨的过早告别人世，就是倍受精神折磨而苟活，或是永伴青灯古佛旁。这些女子在封建制度的摧残下，曹雪芹向我们展现了一出出惨烈的女性悲剧。正像警幻仙姑给宝玉喝“千红一窟（哭）茶，万艳同杯（悲）酒”的寓意一般。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塑造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分成三类：

1.女英雄：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

施耐庵如此描述她们：顾大嫂眉眼粗大，胖面肥腰，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是山中母大虫。孙二娘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是黑店老板娘，绰号母夜叉，就是能食人、伤人的恶鬼。扈三娘虽是能征惯战的美貌佳人，但仍脱离不了任人摆布的低下地位，由宋江安排嫁给矮脚虎王英，后又死于非命。

2.淫妇：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贾夫人（卢俊义妻），她们或遇人不淑或被迫成亲，然都因经不住诱惑出轨，结果都被作者笔下不近女色称许为好汉的丈夫或亲人杀死。

3.贞妇：林冲的夫人林娘子。因被高衙内威逼成亲，自缢而死。

《西游记》中形象最鲜明的就是唐僧师徒四人。至于吴承恩描述的女性形象约略分成三类：

1.女神：观世音菩萨、嫦娥仙子，普贤、文殊、王母娘娘，她们宽容善良又无所不能，常解救'唐僧师徒于危难中。这种女性可以说是男人心目中完美理想的道德楷模。

2.女人：《西游记》中描述的世俗女子不多，仅西梁女儿国的国王，唐僧的母亲，百花公主和几个王妃等。而着墨最多的是女儿国的西梁女王，她美丽多情，聪慧灵秀。

她勇于主动追求自己渴盼的爱情和婚姻，甚至愿意舍弃王位，让唐僧为王，自己为后，为他生儿育女。虽然唐僧辜负她的情意脱逃而去，她身为一国之尊，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因自己的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而“自觉惭愧”。这也恰恰说明了封建道德对自然情欲压制的深刻。

3.女妖：《西游记》的女妖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女。她们大胆豪放、不择手段、并且随心所欲，一切以自我满足为前提。如：白骨精、蜘蛛精、狐狸精、蝎子精、玉兔精、树精、老鼠精还有玉面公主、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罗刹女），她与其他女妖相比，更像一个封建社会的贤妻，丈夫牛魔王移情别恋，她只能苦苦等待，偶而丈夫回来，便满心欢喜，甚至不知所措。甚至为了搭救丈夫甘愿奉上宝扇。

《三国演义》书中罗贯中呈现的多是英雄豪杰，女性形象很少。让我们印象最深是貂蝉、孙尚香、甄姬。

她们三人都是男人斗争的棋子，是政治交易的工具，残酷战争的受害者。貂蝉完成美人离间计的任务，却被视为祸水，被关羽杀死；孙尚香由孙权安排的政治婚姻，在丈夫刘备死后自杀；甄姬被当成战利品成为曹丕的妾，最后曹丕移情别恋被赐死。最让人震惊的就是女人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被吃的，书中“杀其妻小”的例子不胜其数。而罗贯中从刘备口中留下的一句名言：“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可奈何？”至今仍有人不时传颂，影响许多人的观念。

“从古典小说来看女性，我们感到整个中国是属于男人的世界，社会一直没有给女性生活的空间，以及心灵的空间，也没有给她们选择生命路线的权利，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最好的环境是大观园，而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大玻璃缸，女子像金鱼般被圈养在其中，物质生活较丰足而已，却跳不出那狭窄的天地。”（郑明娳《古典小说中的妇女群像》）即便有女英雄（女强人），淫妇，女妖突兀于群雌之中，却也觉得她们离经畔道，胆大妄为。受到鄙视与谴责。在父系体制下古典作家将现实生活的女性提炼为文学上这两种传统典型，深深影响着现代人的视野。现代经典作品中创造的女性形象，也多有这类女性形象的影子，足可见父系体制的影响力。（比如现代经典著作白先勇描绘的玉卿嫂、尹雪艳、李彤等女妖群；陈映真塑造的唐倩、刘小玲、蔡千惠圣母；七等生呈现的晴子、戴安娜的珞珈圣女群。）我指出经典作品对女性角色的诠释受到传统思想的局限，并非要否定经典，否则就不被称为经典了;而是要将被父系体制压抑掉的女性经验与问题更平等的参与文学传统。

（二）在语文中：

在古籍中其封建传统的观念也对现代视野造成影响。

说文：“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开始有男主外的意涵。说文：“女，妇人也，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女主内的意思。而后引申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自由）之义，有三从之道。”尚书：“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这句话指的是母鸡学公鸡叫，阴占阳位，家里就会衰败，因此导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诗经：“弄璋弄瓦”。生男称之为弄璋，生女称之为瓦，开始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班固汉书韩信传中批评项羽为：“妇人之仁”，认为项羽之性与妇女近似，显然轻视矮化了女性。宋儒甚至提出“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中国的思想家几乎全是父系体制的代言人，唯一的例外是老子。他认为宇宙的法则是倾向阴性的母性法则。老子：“玄牝之门，是为天下根。”“万物负引而报告阳，冲气以为和”。他主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在不贬抑雄的同时，要人学习溪谷慈爱、博大、涵容的阴性特质。就是要阳采取阴好的特质，来补足儒家父系系统的不足，这是“采阴补阳”的思想起源,后代道教房中术有所谓采阴补阳，已流为末节，重在肉体交欢，或男性找年轻女性好合，以至于今，都是后代方士造的孽。

我们再看看男女对比的用语：

三妻四妾----三贞九烈

风流倜傥----水性杨花

出将入相---出水芙蓉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老骥伏枥---老蚌生珠

三纲五常---三姑六婆

侮辱女性的用语：像国骂、三字经、信口雌黄、红杏出墙、奴颜卑膝、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之见、母老虎、最毒妇人心、母夜叉中、黄脸婆……等。这些侮辱女性的用语多半与侮辱性别本身相关而非关乎个人的道德修为，侮辱男性性别的用语亦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但少。（可参阅李元贞《中国语文中的性别歧视》）

（三）在广告中:

文学和其它大众传播媒体（如电视、广告等）一样，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利器。

在目前社会，电视是模塑孩子思想的重要工具，而广告是孩子从电视吸取的重要讯息之一，广告内容在孩子成长上的重要性绝不下於电视节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常广告中与女性有关的有下列几种情形：1.特别强调女性是无知的：如介绍产品和传递新知时，多由男性为女性说明。2.暴露女体：大部分的广告暴露女体往往不是为了创造美感，而是以其做为一种引诱力。3.性暗示：如一些汽车广告及新车发布会，女车模暴露的衣着，充满了性暗示，甚至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4.对权力或正确观念的误导：女性形象在广告中被严重的扭曲了！

广告商往往只能依猜测或依自己过往从他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中对女性形象的认知去制造广。其实现在许多家庭的支出大多由女性决定。我们相信大部分女性所欢迎的是尊重女性、正面反映女性形象的广告，并朝此方向努力，制作更合乎人性、合乎两性平等精神的健康广告。

（四）在文宣中：

我谨以大选中的文宣作品来举例。由于教育普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因而参政的女性也增多了。但是，在就我观察大选的女性候选人参选的方式及助选的方式来看，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女性形象。基本强调“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或是“代父（夫）出征”的悲情角色。

经过大量阅读选举中平面的文宣及后选人经过精心设计的相片，我们我们会发现这些视觉意象及图像符号是多么具有性别的内涵及差异。

男性候选的照片几乎全是被相机用仰角拍摄的高挺立姿，有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呈现出他们是行动者、领导人，是选战及生活中的英雄。而女性候选人通常是坐着或垂手肃立，眼睛平视看镜头，亲切而不具挑战性地微笑着，或是代父（夫）出征的哀愁。两种文宣中的主流照片已充分显示候选人对自己及对选民的想象，这种想象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性别角色。男人竞选，为的是救国救民，他高山仰止；女人竞选，为的是服务大众，等待被肯定。

解读了这些基本的图像符号后，不难更具体的体会出男性在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中，有各式各样的形象及资源可采用，女性却还在寻寻觅觅，扞格不入，资源短缺。

（五）在教科书中

在90年代，我曾特别花了些时间整理我国（马来西亚）华小6册道德教育课本的内容。结果，竟发现书中有相当严重的性别区隔，同时刻板的认为，女性只适宜从事某类工作或扮演某些角色。

1.从统计上看起来，插图上男性作为主体出现的比例，远大于女性出现的比例。

2.全部插图中，男性角色从帝王将相、英雄烈士、乡团领袖、专业人士到工农百姓，中外古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层面。女性的角色则非常狭窄而刻板化，多是以母亲、老师、护士身份出现。

3.全部6册插图中的医生、校长、村长、班长、法官、总经理、主席、会长、部长等，属于管理阶层及权威性的人物均为男性；而操持家务者恒为女性。家事、“服侍”，成了女性的“天职”。不管她是职业妇女或是家庭主妇，这就是道德教育插图呈现的信息。

4.六册课本中，分配产业的内容出现3次，男性都是财产的当然受益者。或许，这些父亲都正好没有女儿。

5.出现在运动场上的均为男性。

6.书中父亲是家庭的决策者，孩子知识的启迪者，也是知识的追求者；母亲的活动则为做家事，看电视，上庙堂、买菜。

我所以选择插图作统计，是因为小学道德教育里，文字本身性别歧视的现象比较少，但是插图却明显而严重的呈现两性刻板的印象，将特定的旧有女性形象烙印在现代儿童的身心上。

教科书是孩子每天阅读、背诵的材料，也是影响他们人格发展和形成价值观念最重要的文化刺激。然而，书中所提供的素材与现代两性角色的差距太大，不仅对从传统封建观念到现代家庭伦理转化会形成妨碍，即使对于女性生涯观的建立也是负面的。我不知道国内和国外的教科书的绘图是否也出现这种偏差。

因为，传统文化所以能够积淀传递，是通过文,语言等社会机制，还通过家庭，学校教育以及社会风俗，风尚等社会群众心理，在社会人之中产生的内化（即个人与社会的认同）。

虽然当社会急速的现代化之中，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早已被打破，这种社会转型连带文化思想转型的影响下，做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在拓展作家写作题材与主题上面，早已不自觉的拓宽了。

然而，我们仍需要透过经典作品、语文、教科书、广告、文宣中，不断的对两性问题从事进一步的省思及重新加以审视，就人类包括两性的整体经验与问题的探索角度来说，有助于开拓现代视野与作家的创作力，以产生更丰富的女性形象，并在丰富两性未来文明的内容上，达致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上，奠下坚实而富开创性的基础。

 

林 湄（荷兰）：“也谈“经典”

人不同动物是人有思想还能创作艺术文化，通过文字、色彩和音色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付诸艺术形体、图像和音色，带给人感官娱乐或审美享受。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精神产品。然而，文化需要文字的表达，如土族虽然也有自己的绘画和音乐舞蹈等，假如缺少文字的记叙就会导致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胁。

文学是诸多文化艺术中最集中、完整、具体地体现人文思想的综合性艺术。可惜，能创作文学的人为数不多，即使在这样少数人的创作里，一般说来，市面上的文学，无论作者或读者，多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视文学为娱乐、交际、名利的平台，有人当其可舒通情绪发泄感悟，有人视其为一种爱好，至于读者方面，基于教育、专业、学养有别，没有理由要求人人都能读懂《红楼梦》或《浮士德》。可见“经典”问题依然曲高和寡，除了需要提升民众素质，还得倡导何为经典，它有什么特点，长处在哪里？

这就涉及到经典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所谓经典文学均具有以下方面特色，一是不受时间的局限，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均读之不厌的作品；二是题材来源现实高于现实，无论人与事或日常生活细节经作者过滤、沉淀、思考，升华成为经得起审美的对象；三是书中虽无图像音响读之让人如见其人、如听其声、如临其境，觉得与作品里的人与事似曾相见，甚至将其深刻鲜明地置于灵魂深处，如《包法莉夫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等，除能感同身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外，在抽离形象思维的熏陶后还能想到隐藏于他们精神物质后面的东西。总而言之，作品体验出生命的高度、深度和宽度以及创作的难度。可见经典是社会的影子，人学的教材，其价值意义是属于全人类的，一方面，后人能从文学经典里看到已过时代的政经、社会规范、次序、民俗、伦理、服装、饮食等风貌，以及当时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障碍困恼着人们。另方面，经典文学多是人精神领域内的一剂保健品。亚里士多德强调文学作用在于净化（Katharsis），雨果为“分担全人类的痛苦并试图减轻痛苦……”而写出《悲惨世界》，因而读经典文学能营造心灵美、扬清去污，给人启迪或帮人化解存活过程中面临的苦难与挑战，提高人的生命素质与能力。那怕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读后也令人深思，即在反面人物身上获得启迪外，领悟作家对人类无知引发悲运的大悲伤和大怜悯。

文学既然是人学， 而经典是由人创作的，可想而知“经典”对作家也会有所要求，这就是，书写者除了有文学的天份，还必须经历丰富、对人生际遇和命运有着深度的体验和思考，重视历史文化和叩问心灵的思维，对大自然、奥秘的神性有所了解和对话，此外，还必需远离功利、淡薄名位、拒绝诱惑、甘于寂寞、超越世俗、独立特行，才能在大自由中发挥大自在，将偶然书写成社会人生的必然。可以说，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大致均出于生前命运坎坷、生存艰难的作者，李白、杜甫、苏轼如是，曹雪芹如是，塞万提斯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像托尔斯泰、歌德、鲁迅等生前拥有的那种生活是凤毛麟角的，但别忘了，他们的人生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不历经命运的磨难和生存历练。

经典虽然来自不易，但这并不意味高不可攀或是不可思议的幻想，实际上，许多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很少预先计划或想获得什么惊人的后果，大多数的作家因天赋与爱好而创作，随感悟生活后产生灵感流露真性情而书写，因而，文学经典不是出自作者的主观愿望想经典就有经典，而是作者长期内在的精神思索、生活积累、生命体悟以及个人学养、品味、志趣、修炼等综合体现的成果，也就是说，经典是毫不经意地呈现在历史文化里，往往超出作者所想所求。

由于经典的难得和价值，加上人性的脆弱，当文学遇到财富、名利或私欲时，常常会出现以下现象，不是圈子谈圈子，人情多于文情的吹捧，就是像刘勰引用“鬼谷子~内楗”的话“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幸好，时间是公正的，许多经典是在后人梳理文史过程中发现的，将一些因种种原因被作者时代遭排斥或埋没的经典重返历史应有的地位，而有些当时红得发紫的“经典”却靠边站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文史上，枚不胜举。

再说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文明尺度的标准之一。属形而上的经典文学艺术创作品，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骄傲，以欧洲来说，各国民众对国家出现多少富豪没有兴趣，却以拥有多少举世闻名的作家艺术家为自豪，可见财富难以长存，唯经典的精神产品于社会历史而不朽。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加上科技的进步信息的爆炸，人类对文化艺术的欣赏与重视日益淡薄漠视，物质享受和肉体娱乐正一步步侵蚀和充塞人的灵魂，在此令人堪忧脑残的精神处境里，记得鲁迅生前一面塑造麻木不仁的民群，另方面则在初论中国文化建设时指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立人”，首先需要精神粮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巨人传》是拉伯雷看到中世纪社会的痈疥、嘲笑天主教、僧侣和奥罗费纳经院式教育方法而作的，他描写和赞扬的人文主义者波诺克拉台观点是——人应在身体和智能两方面都得到和谐的发展。现在是21世纪的地球村时代，拉伯雷意识没有过时，有识之士也当倡导在物欲横飞，一切向钱看，人成了物奴、体奴、权奴和钱奴，丢弃真善美，接近假丑恶，谈不上作为人的素质和文化品味，伦理在兽化，文化被异化，德行在稍减-----车上、路上、家里或办公室，人人迷手机，不是玩游戏就是发短信，难得在动车上看到一位女青年在看书，咨询下，她说“看言情小说，消磨时间。”可见，在审美疲劳的当下，虽说立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在这方面，知识份子尤其教育者文艺创作者尤其应该当担职责，能看到华丽外表社会里的隐患和欠缺，发出良知的声音。

确切地说，“立人”已成为时代的要务和当下的一种呐喊和虔诚的厚望，那么，找经典、识经典、读经典、论经典、爱经典的世风，期待为时不远啊。

​

李  彦 （加拿大）：亲情困扰可能疏解于笔端？

几年前，我应邀去多伦多，为一个读书会做讲演。那个读书会的成员，清一色都是白种人职业女性。她们对我的英文小说《雪百合》中的母亲这个人物形象，展开了意见相左的热烈讨论。

有的学者不解，为什么在我的几部中英文小说中，会反复出现围绕着母亲发生的故事。母爱是个永恒的话题。千百年来，歌颂母爱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我读过的作品中，印象较深的，有高尔基的《母亲》，张洁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还有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在我成为母亲之前，我对母爱的理解是单纯的。在我成为母亲之后，我对母爱的理解，却陷入了深深的惶惑。

长久以来，伴着岁月的流逝，我一直未能从对亲情的困扰中解脱。也许在潜意识里，正是这种惶惑，促使了我提笔创作。我抑制不住地试图通过笔尖，梳理出对亲情的反复思索，层层深化，以求彻悟。

我等待了十五年，才把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浮萍》全部译写成中文版，呈现给祖国读者。尽管时光的沉淀，已使中文译本更趋成熟、客观，但仍然引起了母亲的愤懑。她扬言永远不能饶恕我。

我反复向母亲解释文学创作和回忆录之间的不同，她实在不应当对号入座。即便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亲人的一些伤心往事，我也希望她能有心胸，为记叙历史的真实而做出奉献与牺牲。

“妈妈，用不了多少年，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我对她说，“而历史应当存活在后辈人们的记忆中，才能使这个世界渐趋完美。”

母亲不能释怀，迫我反复向她检讨道歉。中国文化强调“为尊者讳”。父母面前，错的，永远是孩子，这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我虽在加拿大生活了27年，但我血管里流淌着的东西，至死无法摆脱。和母亲解释文艺规律，已无济于事，便只能无奈地任凭早该摈弃的文化糟粕一遍遍重复。

正如我在《雪百合》中所感叹的：真实，是十分丑恶的。

倘若我们如实地描写亲情，该有多么恐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曾写信给我，论及我的小说《雪百合》与李南央所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二者中存在的同样一种现象，纳罕是何种因素造就了这种特殊类型的女性。

这个问题很复杂，令我陷入了更多的思索。说真话很难。但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作者，应当坚持独立思考、客观地反映生活，而非趋炎附势、投机讨巧，随意歪曲或美化历史与人性。

不少人倾向于把一切不幸都简单地归咎于政治运动。然而，曹七巧的生活圈子里，政治运动是零。 即便是在政治运动繁花似锦的岁月里，众所周知，磨难与冲击也并未使所有的女性都丧失理性和母性，采用对敌斗争的手段来折磨自己的亲生骨肉。虎毒不食子。那是为人的底线。

不可否认，性格造成了命运。我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对一个又一个熟识女性的观察与分析，探索人性缺陷所引发的问题，由此造成了她们命运的坎坷。不回避这样的因素，我们才会对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

刘再复老师在《红浮萍》的前言中曾有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分析：小说女主人公雯对于“父亲”（组织）的绝对的爱与忠诚，使她丧失了其他一切的爱，并经受了贯穿一生的身心折磨。

他的话，令我想起了多年前偶然读过的一篇英语论文，那是关于中世纪欧洲一个修道院里发生的故事。该文描述了曾经生活在修道院里的几名年轻的修女。她们都在暗地里把自己“嫁”给了耶稣·基督，通过对这位“恋人”的忠贞不渝，来维持信念，碧海青天夜夜心，渡过修道院里凄清孤寂的漫长岁月。也许，女性是依赖于“爱”与“被爱”来生存的。修女们为自己“爱”的本能找到了寄托之所，成功地实现了情感的转移。

爱，或者说亲情，是我的小说主人公对她母亲所寄予的悲悯情怀，同时也是小说中的母亲希冀获得组织认可时所孜孜追求的一种情感。

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家庭和亲情这些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在新的文化震荡之下被扭曲和破化。作为骤然投身于变革洪流中的知识女性，雯们无可避免地挣扎于新旧两种价值观中，一方面，她们渴望以独立自主平等的新女性形象自立于世，一方面，她们在潜意识里却依旧摆脱不了女性在传统上对男性的心理依附。当这种依附无法通过美满幸福的婚姻得以完善时，雯们身不由己地将这种情感寄托到了男权的替代物—“组织”的身上。

这个强有力的男权替代物所倡导的斗争哲学，需要雯们在革命的蛹化过程中勇敢地割断一层层亲情的丝线，并使她们象在追求一个完美无缺、高不可攀的恋人一样，屡屡被拒之门外。她们的才华和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从她们身边夺走这一切的，恰恰是她们最渴望拥抱的恋人。

造物主是仁慈的，乐于看顾不幸的人们。他早已为普天下的女性都准备了一剂医治心灵的良药。无论贵贱贫富，能够体验为人之母的过程，实乃人生之大幸。

可叹造物主的神情厚意，并非人人都能领悟。女性或者母性的情感无以寄托时，人性中恶的一面便会凸显。女性往往会逃避面对强势的男权，而选择相对软弱可欺的其他女性，作为报复的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此时也成为方便的工具，使得失意的女性能够名正言顺地把满腔怨愤都发泄到女儿的身上。当她们把女儿，而非儿子，看作一切不幸的根源之时，恰恰证明了她们远未摆脱开传统文化的桎梏，成为拥有独立自主平等观念的新女性。

雯们不懂得，博爱，才是治疗一切疾病的良药。悲悯和宽容，不掺杂任何目的的纯粹的爱，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们只能接受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时代和他人，从不反省自身的缺陷。

时代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僵化的口号消失了，代之以物质的诱惑。今天的人们，陷入了另一种困境。除了钱，已经贫穷得一无所有。面临着新的潮流，雯们的失落，使得她们的人生悖论愈加明显。可悲的是，这代人已入耄耋之年，大多衍化成性格古怪的偏执老者，已无能力站在时代的背景下，冷静地审视自己人生的得失，寻找到心灵的宁静。

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北京，探望年迈的母亲。一个落日将归的傍晚，她突然悠悠地问我，“基督教如今在中国很盛行。据说，大多数中国人是为了祈祷钱财而信教的。焉知基督教的精髓，却是教导人们学会忏悔的。是吗？”

从母亲已经昏花的眸子里，我捕捉到一线微弱的光亮。

 

刘加蓉（美国）：被文学遗忘的角落

——性别视野下美国社会底层中国女人的命运

在众多文学“大家”面前谈文学与写作，就好像班门弄斧。我不是文学科班出身，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并没有影响我对文学的热爱与写作梦的追求。

《幸福鸟》和《洛杉矶的中国女人》两部自传体小说创作中，我从女性视角出发，以纪实手法，分别把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普通女性对人生、爱情、婚姻，现实给她们肉体的磨难与精神上的折磨，呈现给读者。人物、事件虽有原型，但是再创作。写作中我重新经历那些伤痕与痛苦，会哭、会喊，没有痛楚，哪有感悟！

我的创作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底层女性立场与视角。

《幸福鸟》写的是移民海外后对往昔生活的回顾，“文革”、“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等时代背景下女知青刘雨晴的成长际遇，带出她的好友新惠的悲剧，展露那个时代女性作为牺牲品的必然——除了政治上承受的压力，还有经济上的磨难，情感上的挣扎，性别歧视和利用，男权社会中的不公。

《洛杉矶的中国女人》保持了同样的叙述视角，叙述新移民浪潮中的底层女性命运。

描述移民生活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上海人在东京》都是以“成功”与“辉煌”作为主人公命运的终点。现实生活中，“功成名就”者在华人移民中是一个大概率吗？应该不是。大多数,特别是女性。如《新民晚报》驻洛杉矶记者沈月明报道我的《幸福鸟》时所说的一段话： “在洛杉矶，像（刘加蓉）这样的华人妇女有很多。她们没有学历，人到中年，还要养家糊口，做的是车衣工、洗碗工、护理工等等，没有光鲜的衣着，只有憔悴的容颜……”我跟她们一样，做过车衣工、护理工、光纤通讯、礼品店的收银员等，所以，写起《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才能“驾轻就熟”。

二、以爱情、婚姻、家庭事件为主轴

我怀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写《幸福鸟》的，因为较少有人写中国境遇与北美，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时代牺牲品形象。都在写到了美国，历经挣扎，主人公苦尽甘来。由于生活、工作的局限，我确实无法以“宏大叙事”去表现时代，只好以个人视角挖掘自己的所闻所见。但我认为这些个人经历有很大的代表性，反映了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从新世纪的视角去回顾上个世纪，启发性更强，应该对读者有一定的教益。

写《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多了。从“土插队”到“洋插队”，我经历了人生一次次“蜕变”。

到美国后一切从零开始，接触了一群在底层辛苦打拼的华人妇女。她们中很多人学历低又不懂英文，只能从事最辛苦的劳动。经济窘迫、儿女的教育多重压力下，家庭变故频频出现，她们无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其辛酸苦累较少为人所知。我是因为感动，所以写作。作为她们中的一员，我要替她们代言。

三、揭示人性的“真善美”，社会的“假恶丑”。

有关《洛杉矶的中国女人》的报道与评论中，有媒体用《一个离婚离成的作家”》、《一个从声讨男人走向文学的女人》为标题来报道我，甚至有人说《幸福鸟》是一个“怨妇的自传体日记”。我认为，即使真的是“怨妇”，难道不应该有人替我们伸冤吗？那秦香莲、窦娥等为什么成了文学经典？这些人的遭遇难道不更加明确、清晰地体现了人性的真善美，社会的假恶丑吗？

中国五十年代生的人，从对信仰的狂热，到上山下乡后理想的破灭。移民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仍是时代的弃儿。她们工作辛勤努力，为家庭无怨无悔付出，却遭遇到男性的欺骗，社会的歧视。这些男人难道不该揭露？

时代演变中，中国一直是男权社会。《幸福鸟》小说里的刘雨晴、新惠等，出于“追求幸福”的本能，她们为工作、户口而挣扎。

《洛杉矶的中国女人》们同样如此，所以才在发表后收到读者强烈的反馈。他们说感谢加蓉的笔，审判了那些逃过法律审判的恶人，为这群没有话语权的底层妇女呐喊。

八十年代的出国移民潮中，其实有两类人，一类是留学生。他们为了学费、身份，曾经在底层生活过一段时间，吃过苦，但经过奋斗最后有所成就。文学作品写这方面的大有人在。但另一类就是移民，他们以亲属签证来到异国，大多数人到中年，学历较低，特别是女性，不容易摆脱底层的命运，她们举步维艰，在婚姻的博弈中往往是受害的一方。她们在文学中受到忽略，可以说是被文学遗忘在角落。

来美二十多年，所见所闻甚多，让我感悟最深的就是：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婚姻上的挫折。尤其底层妇女中，有许多人不会保护自己，以致遭遇婚姻的不幸。

《洛杉矶的中国女人》的主人公叶秀，来美国时35岁。她踌躇满志，要好好找一个老公，跟他生一个爱情的结晶。在大家都想方设法要来美国的八十年代，她却从美国回中国，就为曾经的一见钟情，一直念念不忘的白马王子。结果，对方来美国后不久就消失了。而且还用卑鄙的手段钻法律的漏洞，连一分钱的抚养费都不付。在感情和生活中苦苦挣扎中的叶秀，后来遇到了钟援朝，发誓再也不离婚，她向他提出契约请求：“结婚就不要离婚。做不到，我们就不要结婚。”但这个信誓旦旦的男人最终还是跟她离婚了。

《洛杉矶的中国女人》里另一个女性周小云。丈夫不爱劳动，三天打鱼四天晒网，家庭重担整个压在她的身上。为了钱，她说：“就是让我去背死人我也没什么不敢。”

《爱到生命最后一刻》中的素容，一个衣厂女工，忙得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被发现癌症已经是晚期了。癌细胞转移后，她安排自己的后事，对丈夫说：“不要墓地，不要棺材，连骨灰盒都不要，器官捐赠后骨灰撒进大海。”这样的女性辛苦一生，奉献一生，她们的生命像流星一样，不应该纪念她吗？

 在国人眼里，海外华人是幸运的一群。他们生活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度，一定是幸福快乐衣食无忧。媒体报道的大多是些精英们的创业及成功。生活在这个社会底层的她们，含辛茹苦为被父亲抛弃的孩子撑起了一片天。可是有谁替她们发声？她们被文学冷落了，遗忘了。

我跟她们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曾怨天尤人。通过写作，我把磨难当财富，这些经历与所见所闻成了我创作的源泉。我在塑造人物时，也在塑造自己。我相信，女人不是弱者，真正的弱者是那些靠女人改变命运的男人！

何镇邦老师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时说：“她写叶秀与钟援朝在美国的故事，写孙红梅姐妹，写苏姗在洛杉矶的打拼，就是要展示一些平凡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在洛杉矶的打拼与挣扎，让我们了解到它们在‘天堂’里的生活，也了解她们在艰苦的打拼生活中的追求与憧憬，人性的光辉与心灵的美丽。我认为，这就是这部关于异域生活的小说最重要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回顾我走过的路，从中国到美国，从平民到作家，是经历造就了我，磨难也成了财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会再接再厉，希望用我的笔，在万紫千红的创作原地，再让人性的光辉心灵的美丽，照亮这块被文学遗忘的角落！

 

蒲若茜：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跨界写作”与“双语诗学”

跨越语言边界的双语创作是北美新移民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严歌苓、闵安琪、张翎、赵廉、李彦等人的作品。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不仅在语言上跨越了中文和英文的藩篱，且无论用哪一种语言都体现出一种混杂、互融的“双语诗学”，展示出海外华人文学所特有的异质、多元与杂糅的特点。本文聚焦于当前美国、加拿大在“跨界写作”上卓有建树的新移民女作家，分析其双语创作的不同类型及特色，双语创作对东西方语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以及这种创造性使用所蕴含的美学诉求和政治策略。

 

林美君（巴西）：南美风情的华文写作

各位贵宾、文友，大家好！

我是林美君，来自巴西，代表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做论坛报告。

南美洲，相对于祖国家乡是偏处千山万水外的天涯海角，但是并不缺少爱好文艺的华侨，接燃着华文文学的圣火，把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承传弘扬起来。于1991年组织了华文作家协会并向政府注册登记，文友每两月举行一次文学研讨座谈会，互相切磋，交流心得。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改选，至今已有二十三年历史了。

在此写作是业余爱好，资深之文友们，文笔有深度，作品朝论文方向提笔，乡愁情境也占很大空间。40至60歳女性作家为主，多数是华语教师，文章常描写师生间互动和课堂花絮；喜爱写旅游篇，介绍所见之人文、地理和习俗。较年轻辈，因为受到移民国当地教育之熏陶，随心所欲的写社会评论、创新诗也常将葡文作品、诗歌吟唱为中文，融会了异族文学创意。

近年来随着巴西和中国双方关系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海外之作家抒发个人感情也叙述侨居生活、侨社活动，宣扬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侨居地的社会情态、风俗习惯、融合着南美的文化色彩，入乡随俗般的写出了富有南美情调的华人文学。巴西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自由开放的社会，在此的华文作品与拉丁文化交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包涵着东方之神秘感和南美之热情及浪漫，写作者皆是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在海外言论自由，呈献出纯真、率性、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

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重点业务有四方面：

一、持续出版《南美文艺》会刊

从1992年四月十六日创刊以来，已出版41期，累计超过160万字：按照出版的型式，可以分成三个成长阶段：

1.创刊时期──从1992年四月十六日创刊，到1993年八月在《香港文学》月刊以《南美华文文学专辑》之方式代替第三期，都以书刊型式发行。在巴西出版的两期，都是先打好字再一页一页贴版后照相制版印刷。特别是创刊号，是用传统的铅字一个个敲打出来，校出错误后还要剪接贴补，非常艰辛，也更为难能可贵。这个阶段像蜜月时期，大家比较热情主动写稿，而且篇幅较广，能够包罗丰富内容。只是出版费昂贵，必须猛拉广告；两期下来，面子卖光，侨社资源减少，只好改弦更张。

2.普及时期──1994年五月的第四期和1995年六月的第五期，都以对开六版的报刊型式发行。用计算机打字，校对修改较为容易，但是仍然采取传统贴版方式。因为出版费减低，所以发行量增加，随报附送，普及面扩大。由于篇幅减少，而且不够精致，文友或读者阅后保存的意愿跟着降低。这个阶段虽然促成侨界普遍认同的目标，但是刊物的素质显然没有进步。

3.发展时期── 从1996年十二月的第六期到现在的第41期，都以计算机打字排版，并配合改成八开的型式。不但外观美化许多，篇幅也随内容的充实而增加。这个阶段拜信息科技的发展之赐，很多文友的稿件开始用计算机书写，方便审校；但是因为文友本职工作繁忙，写作时间有限，加以文友老成凋谢，每期组稿都不容易，质量的提升也不多。

从以上三个阶段来看我们的《南美文艺》，每期前进的脚步虽都很缓慢，但却像登陆月球的第一步一样，每一期都有我们成长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每一步都有我们通过考验的汗渍和欣喜。在离开母国文化千山万水外的巴西，要出版一份纯文艺的华文刊物来赠阅，几乎走到勉强「守成」的地步。

我们的写作和编辑一定要配合信息科技的加速发展，赶紧学习网络阅读和上网写作，在地球村的虚拟华人世界里，不但要努力把成长的《南美文艺》传送出去，也要把全世界华文写作的讯息接收过来。我们不能落伍成网络世界的文盲，我们要以创新精进的学习与写作态度陪《南美文艺》持续成长。

二、定期主办文学座谈

南美作协每两个月举办文学座谈会，由各分组自选主题讨论，并将纪录以文学报导方式刊登于《美洲华报》和《南美文艺》，以便扩大分享。研讨的主题有：两岸及海外华人对汉字使用的看法、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冰心的散文《小橘灯》、华文文学与社会之融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李安得奖电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

最近的一场座谈会则针对我们南美作协，探讨「如何珍惜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宇光老师的结语，是我们共同的心声，他说，「南美华文作家协会」是小社团，但是华文文学的力量无穷，我们可以「虽小犹大、举重若轻」。

在「珍惜过去」方面，他回顾《南美文艺》创刊时在〈编后心语〉说过的「肯定人性、关怀社会」之编辑和写作理念，作协走过23年来，也成了很多文友相互砥砺实践的共识。

在「把握现在」方面，他认为文章「抒情要感人，说理要服人」；要先能感动自己才能感人，要先能说服自己才能服人。太强烈的说理会激起防卫，太放纵的抒情会流于滥情；必须灵活驾驭文字，适当拿捏分寸，才能达到文字「表情达意」的功能。他希望大家善用华文的魅力，激发人性的好奇，进而欣赏我们的华文文学。

至于「放眼将来」，他藉「潘多拉的盒子」的故事，期待大家把希望放进「南美华文作家协会」的盒子，让好奇的读者从阅读我们的作品中，获得感动、获得启发、获得希望。他强调「肯定人性、关怀社会」的理念。爱是动力，只要心中有爱、文字有情，不但抒情容易感人，就是说理也不难服人。

三、主办巴西地区汉字文化节征文比赛

这项比赛系首次主办，分社会组、学生组两组。全程3个月，为了保持超然立场，所有评审都商请其他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洲、纽西兰）的文友担任。参赛者多数为女性作家。

四、参与侨社团体或公益活动

侨社的文化或公益活动、联合主办的活动，文友们都不缺席。比如：

1.担任巴西华侨慈善义卖园游会文宣，撰写新闻稿、花絮和摄影。

2.参与由巴西华侨慈善基金会主导的巴西儿童癌症医院慈善活动，提升全体华侨良好之形象。

3.联合筹备巴西华侨运动大会，负责新闻稿及花絮采访撰写。

4.参加庆祝美洲华报创刊周年暨侨团活动照片回顾展，整理了历年资料、出版的书籍、活动照片、档案。

省思我们尽心尽力的成果，虽然敝帚自珍，但是比之各位先进的地区，却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和拓展的园地。我们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研讨中，获致的结论，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

1.善用网络信息

2.好作品的翻译―已经成为地球村的网络世界，透过优质翻译的文学作品才能多元推销到无远弗届全球各地。

3.参赛与获奖―参赛可以磨练功力，获奖就是肯定作品价值。

4.魔幻的写实―许多作家结合了原有自然景观的魔幻色彩，和富含乡土的民族意识，用写作回顾关怀自己生活的土地。透过各种奇幻的阅读之旅，也应该随着文化的融合而调整文学的版图。

5.想象与现实―文学作品是创作者通过他的精神活动产生的结果；想象与现实密切融合，相得而益彰！

6.两岸文学交流―文学没有国界，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两岸文学，取饮同一源流的文化长河，更需相辅相成、互相激荡，才能汇成世界文学的主流。至于巴西的华文文学，还没有生根茁壮，不但是巴西文化的边缘弱势，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涓滴细流。只有结合两岸爱好华文文学的作家和读者，捐弃意识型态的成见，加强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合作，才能燃起生机，甚至转弱为强。

7.华文在巴西的离散书写，还有拓展空间―离散书写，是乡愁文学，在传统华文文学的长河中，经常激出动人的浪花。放眼当今世界，华人游走全球，到处都有「游子」，到处都有华文的离散书写。巴西是个移民混融的国家，华人虽不是非常多，但是华人的乡愁文学却是华文书写的重要成分。移民巴西的华人，在母国的天涯海角之外，每个家庭的移民史都是一本大书，随便翻页都是心酸血泪的记忆。

8.要强化南美华文作协的文学功能，吸收更多华文文学的爱好者入会―南美华文作家协会涵盖「南美」地区各国的华文作家，但实际上仅有巴西和智利等两国有「华文作家协会」的组织，其他各国都是散兵游勇，还不成气候。巴西的「南美华文作协冠以「南美」，除了1999年举办「三十年来南美华人生活文化学术研讨会」曾邀请全球华文作家学者代表齐聚圣保罗共襄盛举外，平常活动仅及圣保罗和里约；两个月一次的文学座谈和一年两期的《南美文艺》是本会的文学活动表现，因为「例行」多年而定型，殊少创意。最近几年，来自台湾的移民少之又少，皆很含蓄且保守参会；从中国大陆到南美洲的新移民，只顾从商、赚钱；二度移民他国或落地归根回流的华人却每年都有；在华文阅读人口逐渐减少的大环境中，「南美华文作协」难得有新血加入，而旧会员则逐渐老迈凋零。如果南美华文作协的文学功能不能强化创新，而且吸收更多华文文学的爱好者入会的话，真担心有朝一日会成为历史的名词而已。

文学反映也表现人性和生活。无论是个性或群性的善恶美丑，都是我们反映和表现的现象；无论个人或社会生活的明暗正邪，也都是我们反映和表现的内容。

立足巴西、心怀中华、放眼世界，我们巴西的华文文学版图，还有非常广阔的空间要努力拓展啊。

 

陆卓宁讲评:

我们论坛的的发言不论是从哪方面看，都很好地回应了“华文女性文学的世界图景”这一主旨。从发言者构成看，是分别来自东南亚（戴小华）、欧洲（林湄）、北美（李彥、刘加蓉）、南美洲（林美君）和中国大陆（蒲若茜）的作家和学者；从发言内容看，根本上说，是以同是女性的身份则以不同的“世界图景”及其不同的体验共同指向当下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思考、困惑和担当。

海外华文女性创作形成大势这显然已成为事实或“现象”，但如同文学的经典问题在当下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服从于市场价值观的规约而往往带来人们对“经典”的迷失一样，眼下热热闹闹的海外华文女性创作应该秉承怎样的“经典观”，进而使自己创作呈现出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这构成了论坛的一个话题。来自马来西亚的作家戴小华认为，《红楼梦》等四大经典名著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不是贞女圣母即是妖女荡妇，少有的“女英雄”也常常被曲解；而且，这些经典文本的性别观在当下通过(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选举的文宣广告、现代传媒手段等载体仍然在不同程度进行宣扬和传播。她认为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应该给予必要的省思和审视。来自荷兰的作家林湄，一如她十年前创作的长篇小说《天望》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批判精神和关怀/救赎意识，明确指出，文学经典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均读之不厌、并经得起时间的过滤、沉淀、思考和升华的审美对象。她还特别从自己的创作心得出发，以经过时间淘洗的中国和欧洲的文学经典及其精神作为参照，针对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提出作家尤其要当担职责，发出良知的声音。

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我们显然有过不是因为审美的力量而造成经典在文学史上被有意误读或指派的流弊；我们也不否认，由传统而现代、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确立以来经典化结构所关联的政治、宗教、道德、美学乃至媒介原则的深刻变化,但经典无疑有其“恒定”的普世价值。如前述作家的坚持，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唤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之作。据悉，作家林湄十年磨一剑，数易其稿，继2004年问世的《天望》之后，于近期在新世纪出版社又出版了一部“虔诚力作”《天外》。这是很令人期待的。

无疑，作家的人生体验对其创作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来自加拿大的作家李彥以“亲情困扰可能疏解于笔端？”为话题，在论坛上真切地讲述了母亲对自己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对号入座”和误读所与她产生的矛盾，并由此表达自己了对亲情、人性、政治、宗教的思考。李彥的发言，一方面，“印证”了人生体验不仅是作家创作的根源，而且还影响着作家对创作题材选择、审美诉求等文学本体问题的创作“法则”；另一方面，则暗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解构风潮，在表现母女冲突的背后，是对在父权文化中被神话的母亲形象的颠覆，是对政治霸权对女性的异化、甚至是悖于传统伦理的“弑母”情结及其女性主体建构的思虑和追问，当然也无不流露出对重建温馨的母女亲情的渴望。

来自美国的作家刘加蓉则以可感可触的生活感受和心得，真诚地与论坛的各位分享了她的创作体会。她发言中，对坎坷人生和磨难经历不怨不悔的情怀，对生活给予的馈赠的感恩之心，以及对颂扬 “真善美”、揭示“假恶丑”创作理念的坚守无不令人动容。如果说，南美洲的华文创作一直是海外华文文学版图的某种“缺憾”，那么来自南美巴西的作家林美君的出现，可谓是给论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她介绍了南美洲华人文学社团的活动情况，特别是跟与会者交流了当地华文创作贯穿着传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亦融合了南美洲的文化色彩，由此形成富有南美情调的华人文学的心得，无疑是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经验。

此节论坛最后发言的，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蒲若茜教授。她的发言是对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跨界写作”和“双语诗学”的观察与阐析，当然也是本节论坛最富学术理性的发言，然而，却颇受与会者的瞩意。这或许在于蒲若茜教授的发言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应了与会海外作家的在地创作中所遭遇到的异文化及其语言困扰的问题，当然还在于蒲若茜教授对具体文本和语段做了生动、详尽和富有启发性的的中英对比分析。至于何为严格意义上的双语作家（写作）或许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是，蒲若茜教授对于海外华文女作家“跨界和双语写作”具有混杂、互融的“双语诗学”特点的提出，对于海外华人文学具有异质、多元与杂糅特点的阐析，以及在理论建构上的着力无疑是富有独见的。

 

陈瑞琳（美国）：今日长缨在手----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历史挑战

在当今的世界华文文坛，一个非常独特又醒目的现象就是海外女作家所掀起的创作热潮，大有一马当先、不让须眉之势。

纵观世界文坛的发展格局，多以雄性文学引领风潮，如英雄主义及自然主义，以及他们所塑造出慓悍、顽强、帶有不屈精神和奋斗内质的硬汉形象。

近一百年来，女性作家的创作才开始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从1909年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到2013年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曾有十二位女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还不算《简爱》的作者夏绿蒂，《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远航》的作者维琪妮亚•吴尔芙，《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契尔等等。但尽管如此，在整体的世界大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创作还是属于支流的力量。

但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华文文坛，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即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成为主力军！无论是亚洲地区还是北美洲及欧洲，华文文坛都呈现出一幅“山花烂漫”的女性风采，甚至是一马当先地冲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阵地前沿。正可谓春江水暖，女人先“知”，由此，海外的“文学女人”应运而生。

解析当今海外文坛的“红楼”现象，一来女人与文学有着天生的血脉关系，生性中敏感多情，又渴望倾诉；二来海外的女人在生计的压迫上相对比男人少，因而更有精力投身创作。三来移民的生涯充满动荡变换，更加上当代的华文文坛风起云涌、内外交流，遂形成更丰富的文学土壤和环境，于是，被激励的女性文学即成为一脉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纵观海外女作家的创作，其主要的精神气质及情感表达，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在她们的笔下，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人”的冲突与力量，由此形成了一道女性文学千姿百态又自成方圆的风景。

近年来海外女作家创作的一个新特点，是开始走向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方向，她们能够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巧妙地切换，无论是历史的回首还是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不仅表现出“跨性别”的崭新视野，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

当然，在海外女性作家高涨的创作热情面前，一个严峻的历史挑战也摆在面前，那就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将如何肩负起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坛的大使命？如何进入到更深重的人类命运的关怀，如何展现出“地球人”的广阔视野？这，显然是当代海外女作家所要面临的大跳跃。

在观照海外女作家的地域性特征时，我们发现：

东南亚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令人可敬，主要是表现在她们所拥有的自身造血功能和努力在近亲中吸取写作营养的品质。但由于她们缺少母语国的生活经验，对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又比较陌生，创作的土壤多局限在自己生长的原乡，急需要在题材上及表现手法上寻求突破。

北美的华文女作家，目前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她们多属第一代移民，学养背景比较深厚，有深入血脉的母国记忆，也有面对世界新思潮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在她们的创作中，一个宝贵的特点是有意识地保持了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与“本土文化”及“主流中心”的心理距离，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写作空间。

在大陆学者的最新研究中，跨文化的边缘体验为海外女作家所带来的不仅是敢于直面异域文化的勇气，同时也带来对母体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张翎的《余震》，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袁劲梅的《罗坎村》，王瑞芸的《姑父》等，都是与国内作家迥然有别的有关“中国故事”的书写。

但是，在北美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中，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生命价值的探讨，她们同时也需要为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寻找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

再看欧洲的华文女作家，已从上世纪的“散兵游勇”进入到“骑兵纵队”的方阵。生活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欧华女作家特别善于用他们的灵性之眼看世界、感知世界及表达世界。但是，有关欧华女作家的研究却一直是相当的薄弱。比如：被誉为半部欧洲华文文学史的赵淑侠，其创作的拓荒意义并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更有她近年来创作的历史人物小说，其中所包含的情感价值以及人文主义的精神本质也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阐释；英国作家虹影，其作品内在的女性主义力量也远远被忽视。当代法国小说家赵宝娟的创作，其勾人心魄的绝品小说，几乎无人问津。有关荷兰小说家林湄的作品，其中所张扬的宗教精神在学术界也是忌讳莫深。此外，近年来在法国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山飒，这位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孩所创作的小说《围棋少女》，在法国已经销售了12万册，并被译为英、德、韩、日等17种语言出版，作品先后获得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处女作奖和新年奖、卡兹奖等，中文版的《围棋少女》也已在中国出版发行。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冷战结束后，统一后的德国逐渐取代了英、法，而成为欧洲文学的心脏，德华文学也随之兴盛起来，其中以女作家的贡献尤其显著。如麥勝梅女士笔下的德国風景，复旦才女穆紫荆的创作，新移民作家刘瑛的小说等，都有其特别的意义。除此而外，在欧洲的华文坛上，比利时作家郭凤西笔下的欧洲风情，西班牙作家張琴的文學空間，法国学者作家杨翠屏的创作，也都非常值得研究。由此可见，歐洲的女性文学创作正在踏入一個开花结果的成熟階段，她们的努力需要得到掌声。

关于澳华女作家的整体评价，近年来虽然也是“众生喧哗”，但是很多作家都成为“昙花一现”。冷静剖析她们的作品，大多创作还属于个人的移民故事，张扬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学”中早期的猎奇题材和传记色彩，例如麦琪笔下的爱情故事，虽然有浓郁的个人生命烙印，但在境界上则缺少大情怀和大关怀。因此，澳华文学需要在整合后再出发，在坚持中提高与升华。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坛，同时也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文坛，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与交流的一个桥梁。今天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已经摆脱了那种“无根”感觉，也逐渐摆脱了游子思乡、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巢臼，开始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与人类关怀。真正是在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更令人可喜的是，“海外文学”与“海内文学”也开始呈现出“融合”为一盘棋的趋势。比如目前居住在欧美的新移民女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所写的文字，和国内的作家已经非常相似。再比如大陆背景的作家与台港背景的作家也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当然，这“合”中有异，异中又会有同，可谓双向刺激，双向互补，而这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1年3月3日，海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在他的《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一文中这样指出：“以华文文學參與人口之多、中文及漢學出版之廣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熱烈交流激盪等現象來看，華文文壇大有機會在不久將來成為全世界質量最大最可觀的文壇。” 为此我们相信，本世纪伟大的华文作品，可以在中国出现，也可以在海外出现。

 

林宝玉（新西兰）：纽西兰新移民女性文学写作之我见   

前言：

相对欧美国家而言，纽西兰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继早期大约1860年左右来到纽西兰滔金的华人移民，1987年新移民法案颁布后，改变了纽西兰的移民社会结构.华人移民人数逐渐增加。不但人数众多，素质也提高。除了商业翘楚，不乏士农工商各种专业人才。

1994年以来，纽西兰华文文学日趋蓬勃，《世华纽西兰分会》的成立固然功不可没，女性写作者之贡献也不容小觑。因此，讨论纽西兰女性作家的写作现象，窥其发展脉络，究其写作题材、风格之丰繁样貌，应有助于了解纽西兰之华文文学史。随着女性移民的增多，但也分散，甚至有些已因种种因素回国定居，或封笔暂停写作，要全面论述，实非易事。因此，本文拟就目前较具代表性者为讨论对象，提供有意研究者点滴参考。

女性文学的定义 ： 坊间对于《女性文学》之定义，既有广义，亦有狭义看法。

a. 广义：

根据中国大陆评论家吴宗蕙《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看法认为：所有以女性生活、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包括男性作家的女性题材的创作，都应属于广义的《女性文学》。

b. 狭义：女性书写的文学。

长久以来，许多人习惯于把《女性文学》理解为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认为，女性作家写女性的作品，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体验，女性的表现方式，专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命运的思索，是一种书写女性与女性书写的文学作品。这应是狭义的看法。

由于历来对于《女性文学》的定义众说纷纭，又纽西兰新移民女作家及本地人文环境特殊，异于原居地，因此，本次论文拟结合女性写作者写作体裁及其书写题材合倂概述，讨论个人对纽西兰新移民女性文学写作之浅见。由于女作家分散、收集材料、收集时间之限制，无法详细介绍，难免遗珠之憾，敬请体谅，以后若有机会，再行补述。

纽西兰新移民女性文学：

旅居纽西兰的华人创作与一、二十年前相比较，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景象，许多新移民女性写作者以侨居地和原居地生活间的差异为基点，迸发出新的创作思维，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使得纽西兰华文文坛进入了一个崭新、蓬勃的境地。

由于原居地背景的不同，纽西兰新移民女性写作者，既有著名的专业作家，也有许多文坛新秀。创作的体栽多样，题材更是百花齐放，多采多姿。其中：或写名山大川、异域风情与文物，或写人生梦想、家庭琐事与儿女情爱。内容与形式均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尽管个人写作风格各异，却无不表现出女性作家的共有特质，令人激赏，为之叹服。

纽西兰的女性写作者，大致可分两类：

1. 在原居地已是专业写作者，移居纽西兰后继续其专业写作。

2. 侨居纽西兰后，出现为数不少的女性业余写作者，不论其原始专业为何，不论其职业为何，由于生活历练、所见、所闻、所感而有不同文体、不同题材之作，举凡学术论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社论、报导文学，应有尽有，尽显文坛新气象。

A. 作品依体裁分类：

1. 学术论着→如：叶宋蔓英、林爽、林宝玉等。

2. 诗歌    →如：孟芳竹、林爽、林宝玉等 (现代诗、俳诗)。

3. 散文    →如：毛芃、铁儿、林爽、冼锦燕、林宝玉等。

4. 小说    →如：柯柯、李艳、景小佩、林爽、冼锦燕、林宝玉、石莉安等(微型小说、闪小说、 长篇小说翻译)。

5. 戏剧    →如：景小佩等。

6. 社论    →如：立言、毛芃、景小佩等。

7．  报导文学 →如：景小佩、林爽、毛芃等。

B. 作品依题材、内容分类：

1.结合怀乡之作与新移民之所见、所感，描绘出个人深沉的生活图景。

纽西兰的华人女性写作者，有些通过报章、博客、微博记录、描绘出自己在侨乡的新生活、新感受，或是犀利或是温和地批判华社、主流的社会现象；有些则是通过抒情的笔触怀念故国、抒发对故土的思念。

2.着眼当下移民生活之作：由于生活背景、创业等因素，又有以下不同领域、题材之作。

1). 原有的专业写作：如，孟芳竹、景小佩、立言、毛芃、柯柯、李艳等。 

2). 教育文化学术写作：如，叶宋蔓英、林爽、景小佩、林宝玉等。

3). 移民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写作：如，冼锦燕、林爽、景小佩、立言、毛芃、

   珂珂、李艳、林宝玉等。

4). 事业型的女性题材：如，保险业、餐饮业、房仲业、律师、移民顾问等。

以下论文将就女性写作者其写作体裁及内容，简要讨论：

a. 学术论著方面

1)奥克兰大学叶宋曼瑛教授在纽西兰亚裔移民方面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对纽西兰华人史，尤其是纽西兰妇女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有多种中英著作。继1990 年英文著作《Home away from home : life stories of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women》出版后，2005年，叶宋曼瑛教授同另一位研究新西兰华人史的学者、惠灵顿国家图书馆馆员NIGEL   MURPHY先生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同桌异客---新西兰人看亚裔>>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

《毛利裔华人》（Being Maori-Chinese: Mixed Identities），是2008年叶教授采访了大量的毛利人和华人混血儿的后代，探寻毛利人和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在当代的社会关系的作品； 2009年叶教授又收集了12名毛利人、华人及其混血后裔作者的作品，真实记录了毛利人与华人之间的交往、通婚、后代生存的情况，他们从相互戒备、轻视到现在和睦相处，主编“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华人”(Maori and Chinese in New Zealand)一书。多年的著作不但帮助人们了解了亚洲移民，也帮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新西兰的社会和历史。

2) 被誉为首部中文毛利文化专著、荣获台湾华侨救国联合会颁授社会科学类-华文著述佳作的《纽西兰的原住民- 毛利族神话﹑传统及历史》是研究毛利文化、神话多年的女作家林爽女士突破新移民华文创作题材的一大创举，她将毛利人神秘﹑古老又灿烂的文化﹐简朴的原始生活﹐乐天纯真的民族性，揭开整个神秘面纱并摊开在华人世界，为族裔间增加了了解。文字活泼，故事有趣、吸引人们无尽阅读、审美情趣。

3) 由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于2001 年出版，同时荣获该年台湾侨联总会海外华文学术著述奖第二名的《纽西兰的汉语教育》，是第一部有关纽西兰汉语教育的论著，也是林宝玉继客家文化、俗谚、童谣研究之后，钻研纽西兰汉语教育的另一学术专业著作。该书详述了纽西兰多年来的汉语教育制度，包括：纽西兰中文教师培训、实施汉语教育的原因、汉语教学历史、大中小学及社区侨教的教材及敎法。理论配合各式照片、图表，清晰有条理，是后来研究纽西兰汉语教育的第一手珍贵参考。

b. 诗歌方面

1).《把相思打开》，是一九九八年底移居纽西兰，诗才昂扬的诗歌才女孟芳竹的作品。这本荣获台湾华侨救国联合会颁授诗歌佳作的得奖诗集，倾诉着寸寸相思与惆怅，一行行美丽的诗句，字字优雅，清新脱俗，缠绵婉约，令人不忍掩卷。

孟芳竹的诗处处蕴含着丰富的人生体验，不论其想象、意象、意境，自成格局，洋溢着无与伦比的音乐美、韵律美，令人悸动。而其人生体验迸发出的哲理，更令人回味良久，无法自已。 

俳诗，是一个新兴的诗歌体裁，有别于古典、现代诗词，易学难工，但也许所需字数不多，书写者众。然而真正集结付梓者，目前在纽西兰文坛女作家群里应是仅林爽一人。

2). 《萍踪逍遥汉俳辑》、《林爽汉俳》、《中国童诗披洋装》，是林爽女士除散文、小说之外，诗歌方面的另一成就，特别是俳诗，题材广泛，遍及生活百态，成就斐然。不得不令人惊叹：好一个文坛奇女子。

c. 散文方面

离开自己生长的国家，放下在故国的事业根基、亲情、友情，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从头寻求谋生之路、寻求自我的定位与肯定。这样的历程，有如死而复生，亦如浴火重生。其路途之艰辛、内心的煎熬，有<</span>美文>之称的散文，很自然的成了这批身处异国他乡写作者抒怀的最好平台。

1).《林阿姨说故事》，是林宝玉1993年后连续数年于奥克兰当地报纸，以中英双语、床边故事型态，为华、洋小朋友叙写中国传统俗谚、成语、神话故事的教育专栏，而后由纽西兰中文教师协会于2005年为之出版，并名为《儿童故事选集》，同时膺选为纽西兰大、中小学中文教育辅助读本。此外，每周一篇发表于当地报纸的《阿宝日记》，则是以抒写旅居生活之体悟、海外奇风异俗为主轴发表的散文随笔。

其它，收录于《全球华文女作家散文选》、《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奖作品精选》、《世界华文女作家协会专刊》等专辑的游记、杂记、小品文，各以不同风貌体现女性移民生活百态，无不涵盖多元文化状态和旅居生活感触。

至于荣获2004年台湾华侨救国联合总会颁授社会科学类-华文著述散文佳作奖的《帆都小札》，是林宝玉梳理移民复杂网络中异于原居地、中西文化碰撞的作品，每一个故事，几乎都触及了这一代新移民的精神追求与人生命运的缺口，是探险与心碎的交织。

2). 《展翅奥克兰》，是林爽的散文集。书中描述颇多励志、健康活泼幽默之作。无论是写人、抒情、状物、都记录着作者在异国他乡的艰苦创业历程。其练达的人生哲理，广博的见闻，读后令人无限感慨之余，另有一番赏心悦目。

3). 《人生百态》是冼锦燕在报章上的散文专栏。内容正如栏目所言，涵盖所有人生百态，举凡家庭、学习、节庆庆典活动、旅游或参访，都在其抒写范畴，畅述了移民社会点点滴滴的喜与悲。

d.  小说方面

小说，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感悟，通过艺术加工，把生活的素材提炼成小说的题材，引起读者共鸣的最佳渠道。因此，海外女作家在独具风格的写作中，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移民体验，将纠缠于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之间的困惑，以小说、微型小说、闪小或翻译小说形式跳脱出无形之精神藩篱，寄托个人的喜怒哀乐。

1). 基督城女作家石莉安与擅长写长篇小说，曾经担任两年纽西兰作家协会全国总会会长，为儿童写作、中文名字叫「罗乔安」的纽西兰作家共同合作，译写其《纽西兰儿童文学的书与人》及石帝文的《剩贤奇迹》。

《纽西兰儿童文学的书与人》，是一部为儿童写作的书，这部可窥见纽西兰儿童文学堂奥的作品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文章，是Joan Rosier-Jones（罗乔安）应邀为台北国语日报所写的，而译者石莉安，试图将此儿童故事翻译给华人社区的儿童们欣赏。

《剩贤奇迹》，则是第一本被译为中文的纽西兰当代长篇小说。作者透过两个女孩的成长故事，连带以历史学家的角色，诉说二十世纪前期基督城的发展，以小人物的生活记事烘托出历史的大格局。

《纽西兰的文学旅程》，是第一本纽西兰作家为华文读者撰写的书，原载于《明道文艺》中〈石帝文博士谈纽西兰文学史〉专栏。纽西兰文学教父石帝文，将前辈作家的书写精魂带入历史场景，继以成长见闻记录镂刻他所热爱的土地。其内容体现的是，纽西兰这块净土早在一七九二年从一艘大型木质帆船驶进峡湾，就已开展篇篇美丽传说。大批的白人及中国人飘洋远渡，由拓荒、采矿赤手拚搏一片天下，与毛利人从纷扰中由歧异至融合，擦撞出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色彩及原创文学。

2). 阿爽《微型小说选刊》中二十八篇情深意长的作品，为读者展示了移民的各种问题。

《展翅奥克兰》一书中有十六篇微型小说，以“云乡说龙情”为专辑名，也是反映华人移民在纽西兰的生活状况。

收录在《纽西兰名人传》中的中篇小说《一个被窒息的毛利女人》，则是林爽女士以一位毛利国会女议员的传奇一生为骨干﹐撰写的毛利历史小说。

3). 侨居纽西兰21年生活经验丰富，在汉学研究、文学创作与华文教育这三个领域笔耕不坠，诲人不倦的业余写作者林宝玉，对于华人移民纽西兰的生活状况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印象。教学之余，在<</span>微型小说>上继续通过细腻的笔触，为读者、为自己留下侨乡印记。2013年 <</span>四川艺文出版社>面世的《移民路》，其内容就是以纽西兰华人移民的生活为题材，体现纽西兰华人移民社会的微型小说。

其它如《天伦梦觉 》、《 异乡梦 》 、《  迷思》、《情断异域》、《 聚散依依 》，收录于凌鼎年先生2011年主编、秀威出版社的《两只指环的爱情：大洋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及钦鸿先生主编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更是直指移民路上无奈、悲喜的生活经历，发人深省。

4). 《蓝血恋》，是纽西兰华文作协现任会长珂珂，描述英裔纽西兰女士一段难忘初恋的故事，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微型小说，读后令人深深为之感动。

5). 《爱情的力量》是冼锦燕荣获中国“太仓杯”全球华人网络法治微小说大赛得奖佳作的微型小说作品，内容阐述：关心法治文化，了解法治文化，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其他被收录于凌鼎年先生主编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典藏丛书》的多篇微型小说，则是阐述了移民在纽西兰的生活百态。  

6). 《冷儿》是景小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跟其他作品，如，《金记茶楼》，《客妇》一样，均是作者对乡野传奇、诡异世界的描绘。《烟尘》则是涉及一个女人出家的原由，文笔细腻，令人感动。

e.  戏剧方面

原为中学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出身的景小佩，在绕了半个地球，侨居纽西兰后，继续笔耕不断，除了原有的社论外，发表小说，戏剧多种。并发挥其戏剧专业，从事戏剧教学与写作，育人无数。

f.  社论方面

纽西兰的华人女性写作者中为人熟知的几位资深记者、自由撰稿人，除了在原居地即为名记者的景小佩外，一为毛芃；一为立言。她们通过报章、网页，向社会大众传达出自己在新家园的所见所闻，其文笔有时犀利有时温和，针砭、砥砺着当下社会善与不善的观感。

1)  毛芃女士，不仅是纽西兰华文媒体资深记者，也是一名知名作家。2009年赢得纽西兰Qantas媒体大奖 “最佳每周时事新闻报道奖” 。为帮助华人移民和留学生提供了解纽西兰本地社会各方面的新闻、资讯，创办了“同人网”，与纽西兰动漫、影视业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在《先驱报》、《新西兰联合报》担任记者，其采写之社会新闻、人物记事即时性强，深得读者好评。 

2)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专业的立言女士(原名钱立言)，现任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曾任大学教师及北京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合同制作家，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约200 万字，多次获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文学奖项， 2001年移民纽西兰后，曾主编《新华商报》、《东方时报》等多家中文报纸，自2005年起主编《晨星报》。

此外，2005年起在纽西兰《中文先驱报》撰写文化散文专栏“三人行”。兼职从事华人移民的婚姻辅导和心理辅导工作，曾获纽西兰Manukau市志愿者荣誉奖。其写作内容遍及各行各业所见所感，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3）.景小佩阅历丰富，除小说、戏剧外，是《新西兰联合报》专任社论员，每周专题讨论有关移民社会、两岸三地的生活、政治及国际讯息，继续以她犀利的笔锋发表社论，提供读者针砭时局的最及时资料。

g. 报导文学方面

1). 《流金岁月》是女作家景小佩走遍34个国家后积累的人生感悟，内容充实，读后获益良多。其他如，《名人谈家教》、《法律漫谈》，则是有关名人教养子女的真知灼见，法律新知，和读者分享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心得，颇具知性意义。

2）.《纽西兰名人传》，介绍了纽西兰若干名人的生平轶事。林爽以详尽笔法报导纽西兰原住民毛利人，欧洲移民及华人新移民的励志故事。读者从中得以了解纽西兰百多年建国历史变化、种族歧视等社会原因，也让名人坚强意志及激励人心的故事感动读者。

除此而外，《纽西兰活泼教育》则是纪录、报导纽西兰教育之专业书籍，为新移民子弟在纽西兰的教育、学习，提供新的视窗。

结论：

纽西兰新移民女性写作者，不论是专业或是业余写作，总是拥有着比男性作家更细腻、更敏锐的洞察力，时刻倾听着生活的气息，及时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以不同的风格、纷繁的题材，呈现其多采多姿的风貌，传达当下社会的善与不善，期待与反对，给于纽西兰主流或华人社区，有效的反响，促进新乡的和谐与繁荣，在华文文坛上出现另一种风景线。

 

 

王钰婷(中国台湾)：台港女性文学交流另一章

——以1950至60年代童真出版作品为讨论核心

                     

一、前言：

香港与台湾，存在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香港特殊的文学生态，早在八○年代就引起台湾学界的重视，1985年《文讯》第20期曾由李瑞腾教授规画「香港文学特辑」，开启台湾学界研究香港之先声。台湾学界目前也开展出不同面向的台港文学研究成果，关于台湾与香港交流现象的具体研究，目前多集中在五、六○年代现代主义的传播发展、冷战时期的交流与影响，以及香港南来文人现象等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须文蔚、陈建忠、苏伟贞、应凤凰等学者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从笔者所关注的五○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之研究领域出发，亦发现五、六○年代有不少台湾的女作家，将作品投至香港报纸或是文艺刊物，或是在五○年代在香港所发行的美援刊物中，如《大学生活》、《祖国周刊》、《亚洲画报》、《中国学生周报》所举办的征文中频频获奖。

关于五、六○年代台湾的女作家，在香港的发表现象，其展现出来的样貌，以及女性作家如何连结起台港文坛的互动，尚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历史的线索，台港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始至1949年后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49年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立于海峡两岸，由于香港独特的英帝国殖民环境，因而成为国共政治对峙下的中立者，也成为双方意识型态竞逐的战场。此外，由于香港位居中国大陆边缘的第一线，也成为美苏冷战布局中的一环，在台湾、中国、香港三地中，香港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不容小觑。香港独特的地缘政治，也促使台港在政治、文化上直接接触与频繁互动，所以研究五、六○年代台港两地文化、政治上如何交流与互动，及如何形构出台港跨地域流通的文学现象，深具意义。

本文以五○年代台湾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童真于香港的文学发表活动做为讨论焦点，来探察五、六○年代台港文化及文学交流的重要现象，并思考香港文坛为何引进台湾女作家童真的作品，其中展现出何种文化介入呢？童真在美国新闻处所资助于香港设立的相关出版社上发表作品，也透过美援文化的影响，和香港的文坛出现具体接触，发展出台港之间特有的文学联系管道。本文从台港文坛跨地域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察五、六○年代台港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重要现象。

二、童真研究与台港文学交流网络：

五○年代台湾文学生态的改变对于女性书写空间的扩张，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也使得女作家写下战后台湾文学史上最瑰丽的序章。五○年代的女作家群，包括：苏雪林、谢冰莹、琦君、林海音、张秀亚、孟瑶、钟梅音、徐钟佩、聂华苓、艾雯等，这群女作家群不仅活跃于文坛，也在创作的质量上都拥有不容小觑的成绩，并且打造出另类的文坛风气。五○年代女作家在文艺创作上的成果，在台湾学界具有代表性学者的重视下，逐渐确立了其思想价值，亦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中的重点研究范畴，并且建立起较具完整的轮廓。台湾学界目前对于五○年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有极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关键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研究视角的确立，一一突破反共文学时期女性文学的史观，以建构女性文学的传统。从女性创作角度来叙述台湾文学史，梅家玲从性别论述角度切入女性与家国论述的交互辩证当中，深入说明女作家在家国想象内自我定位的复杂性；邱贵芬提出战后初期可视为女性创作空间大幅度开展的时刻，也打开台湾文坛一向由男性作家主宰的瓶颈。如果，我们持续追踪五○女性文学的发展，尚有一些很少被讨论的女作家与作品，犹待进一步关注，其中童真在五○年代著作数量丰富的女作家尤其值得再讨论。

目前台湾学界关于童真的研究专论并不多见。童真的研究，主要来自于范铭如的「台湾新故乡」之论述，此一论述也对于五○年代女性文学评论模式影响深远，并发掘出童真小说的独特价值。范铭如以童真小说作为建构五○年代女性文学传统之例证，指出五○年代女性小说在家台湾的实际书写中，思考重建家园的困境与方法，并塑造心灵之原乡，也突破当时官方大叙述与家国视角，并进一步从其性别身分来重塑女性的家国想象。范铭如论证童真〈穿过荒野的女人〉一作中，显示出女性离开象征父权结构的大陆，在台湾获得重生，并得已逐渐建构自我的主体性。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也特别标举童真文字艺术的高度，认为：「童真的文字颇为生动，擅长以外在风景来衬托内心世界。」对于童真文字艺术造诣十分推崇。

童真在1951年踏进台湾文坛，到1977年停笔后，直到90年代中旬才又在《文讯》上发表散文创作。童真的创作生涯始于随任职台糖的夫婿居住在花莲光复时期，以小说为主，发表在《新生报．副刊》、《自由青年》、《幼狮文艺》、《自由中国》、《文学杂志》、《文星》等报刊杂志上。童真创作第一阶段的高峰期是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之间发表了几十个短篇小说和四个中篇小说；1961年夏秋之际，因为照料四个儿女与写作耗损体力，因而病倒，第二阶段的创作高峰期在1962年至1973年间，尤其是1962年是童真丰收的一年，除了在《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爱情道上》，还在香港一口气出版了四部小说集，1963年后在台也陆续出版《爬塔者》、《雾中的足迹》、《彩色的脸》、《车辚辚》、《夏日的笑》、《寂寞街头》、《寒江雪》等小说集。

童真在香港的发表情形，目前可见的资料为作者自述写作历程之相关篇章，以及童真接受媒体所进行的采访数据。其中童真自述其笔墨生涯〈我的创作之旅—一次小小胜利〉；以及钟丽慧的〈「乡下女作家」童真〉，最值得参考。童真在自述与采访中，提及1955年，她以一篇〈最后的慰藉〉获得香港《祖国周刊》短篇小说征文亚军奖(李白金像奖)，童真提到此一奖项给予她莫大的鼓励，童真在自述其写作生涯提到此一小小胜利后：「我告诉自己：我要勤奋地写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写出一些具有份量的小说。」童真提及由于此次征文获奖，香港报刊多来约稿，除了《祖国周刊》外，还在《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文学世界》、《自由人》、《中外画报》等报刊发表其短篇小说。根据笔者初步资料的收集，童真除了在上述报刊发表作品，也在《纯文学》与《华侨文艺》上发表相关创作。

关于此一时期童真在香港所进行的文化生产过程，有很多可待讨论的空间。首先，就童真当时所发表的报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五○年代香港虽然有不同类型的综合性文化刊物，然而童真显然还是在五○年代美苏冷战国际局势的场域外部条件之下，以其创作位置与香港文坛产生联系。当时美国为与共产主义展开意识型态的抗衡，而大量赞助非亚地区的文化活动，五○年代台湾与香港都受到冷战局势的波及，在美援(元)文化影响下，建立出台港文学交流网络 。

香港成为五、六○年代台港文坛所共通的文艺平台，主要在于香港在当时历史结构与文化政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香港一方面是国共双方斗争之下意识型态的战场，一方面又处于美苏冷战下文化相对开放的环境之中，郑树森论及香港是当时华文世界的特殊空间，容许各种政治立场者众声争鸣、自由活动，也在两岸政治活动中扮演类似公共空间的角色。从郑树森的分析可以得知，五○年代香港文坛的重要特色之一为冷战格局下的美援文化与左右翼对垒之情况。美援文化在香港得以蓬勃发展，除了香港在全球冷战体系下的特殊位置，方便美国进行文化外交政策之外，也在于五○年代香港特殊的「南来文人」，或是称为「南来作家」现象的推波助澜之功。香港特殊的南来文人现象，与美援文化所需的社会情势不谋而合，因此南来右倾文人与美援文化的巧妙结合，形成五○初期香港文坛的重要现象之一。透过童真与香港文学场域的关系研究，我们进一步探问，童真的作品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之中，被香港文学场域所接受？童真作品中所具有南来作家的家国想象的意识，是促使童真作品与香港文坛产生联系和互动的关键，以下将以童真于1962年出版的《黛绿的季节》进行分析，童真作品中怀乡元素极有可能是其得以吸引香港文坛的目光进而引入的重要因素。

三、南来文人的家国想象：

南来作家因应政治局势，也因应冷战局势，创作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小说，其创作也主宰此一时期香港的文化景观，在当时香港文坛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赵稀方为香港冷战时期文学历史图像勾勒出清晰的图像，认为香港的反共文艺在美国资金扶植下繁荣起来，而美元资助的较有影响的香港出版机构，几乎支配当时香港的文坛，也进一步分析当时反共文学分成两部分，一是写大陆，一是写香港：「写大陆的作品，主要是揭露控诉中共红色政权黑幕；写香港的作品，主要写南下香港难民。」然而，这群因战乱而从中国内地转移到香港的南来作家，对香港的情感倾向于失根疏离，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中，演绎无所依归的生命困局。关于此一时期南来作家作品的呈现，学者如卢玮銮、黄继持都从对本地问题疏离，缺乏关怀的「过客心态」来批评南来作家，如卢玮銮着眼于这些作家对现实社会关注之匮乏，认为他们作品多偏重于个人自我的沉吟；而黄继持则偏重于梳理香港风俗图像在其作品中呈现的情形，认为他们的作品游离于香港社会本体和生活之外，没有呈现出香港本地之特色。在此可以得知南来文人对于香港现实较之疏离与淡漠，还是以往昔生活经验为创作素材，如陈智德就指出南来文人作品中「怀乡与否定的依归」。所以，怀乡形塑香港五○年代文学特质、美学意识，也和整个社会有「否定」的对照。

童真1962年于友联画报杂志社出版的《黛绿的季节》，一共收录五篇作品，除了〈黛绿的季节〉为中篇小说，其余四篇皆属短篇小说，这些故事也建立在居台的南来人集体离散的时空背景之下，此一怀乡主题，也包含离乡背井的集体记忆。童真在此部小说集采取相当一致的书写面向，创作主题以描写爱情和亲情故事居多，也同样以女性心理为主要叙事观点。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大多具有外省籍背景，因中国战乱而被迫分离、因迁徙台湾而失去音讯，最后却又在造化弄人之下萍水相逢，再重逢已是今非昔比、世变境迁。童真创作此部小说的主题，便是围绕在离散经验底下的重逢际遇，故事中「错过」是男、女青年在烽火时代的共同命运，而「初恋」是系在彼此心头无法拆解的牵挂，「他日／乡重逢」的戏剧张力就在男、女主角如何面对尘封多年的秘密思念？以及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棘手境况？如小说集当中〈黛绿的季节〉与〈安排〉，便是处理相同「重逢」主题的两篇小说。

〈黛绿的季节〉中如晶在悲苦的环境中成长，父亲长年酗酒又背叛家庭，父亲骤逝后母亲韶音带其到高雄投靠同学蕙姨。蕙姨的丈夫何景平在民营工厂担任厂长，俩人育有一女一儿，如晶观察到蕙姨家境良好却气氛冷淡，原因是蕙姨成天在外打牌，景平姨丈也忙于工作，但对于寄宿的韶音母女却是十分周到。小说的主线之一，在于母亲与姨丈重逢，所带出一段尘封的情事。一日如晶意外撞见母亲与姨丈在大贝湖湖面上泛舟，才知道何景平是妈妈离散二十年的旧情人，但碍于现实所以选择隐瞒。真相终于还是爆开，小说最后男、女主角面对重逢当下的悸动，不曾溢出礼教规范，最后仍一致决定回归现实生活，蕙姨后来决定戒赌回归家庭，重修婚姻关系，母亲也重新考虑孙秘书的追求。而〈安排〉也铺陈以大局为重的圆满结局。小说描述超华暑假带着女儿茵茵到好友家萱位于郊区山上的新家渡假，这座新居是家萱的建筑师丈夫亲自设计的，为让妻子有个合适的休养环境。家萱虽有个体贴丈夫和乖巧儿子，然而其内心始终思念当年因中日战争而分离的初恋情人金雪鸿，因此对丈夫有着极深的愧疚感。小说揭露出超华以维持原本家庭的和谐与安宁为理由，斩断两次家萱与旧情人重逢的机会，一是当年金雪鸿登门探询家萱下落时，新婚刚育子的家萱在她家做客，超华为了不忍破坏眼前的幸福家庭，而打发金雪鸿离开；第二次是现今超华女儿茵茵外出写生，巧遇不知名的画家金沙，俩人成了忘年之交，一日超华到金沙的画室参观时，赫然发现金沙就是金雪鸿，画室摆放家萱年轻时的画像，超华决定带着茵茵提前结束行程返家，不向家萱提及，也坚定自己出自善意的谎言是对双方最好的安排。

不论是〈黛绿的季节〉、〈安排〉主要叙事者皆为步入中年的女主角，她们分别来自破碎的不幸婚姻，或者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此与旧情人重逢带给她们生活巨大的冲击，也让她们的内心陷入极大的矛盾。〈黛绿的季节〉里的韶音夹在好友蕙珍与初恋情人的两难之中；〈安排〉里家萱因内心深藏一个思念的身影而对丈夫感到愧疚。无论小说中的「他乡重逢」是在出其不意的状况下发生，亦是近在呎尺却不得相见，童真笔下的男、女主角面对重逢当下的悸动，最后都选择让过去留在过去，回归现实生活，让现在维持理性的结局，维系家庭的和谐。然而，这些以「他日／乡重逢」为命题的小说，其怀乡主题也包括对于已逝恋情和记忆的追寻，与旧爱在台重逢，唤醒的无非是对于往事的记忆，除了个人怀乡情感的宣泄之外，也包含群族集体放逐的共同命运，因此可归之为广义的「怀乡文学」。

童真于战后台港间美援文化与南来文人的文化政治环境影响下，透过美援刊物的连结，进行文学发表活动，其创作位置也与香港文坛产生联系。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field)理论视角切入，童真的作品如何被香港文学场域所接受，并促使台湾女作家与香港文学场域有进一步互动，仍待持续观察。此一研究也开展出从跨文化语境的思考模式，开启台湾女作家与香港对话的可能性，思考五、六○年代台湾与其他地区之连动关系，有效拓展台湾文学研究的疆界，增益台湾文学研究的广度与向度，并从冷战时期的东亚布局、南来文人现象、性别议题，以重新检视冷战背景下台港跨国界／文化交流之现象。

​

 

王 艳 芳：论香港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话语空间 

众所周知，从1842年到1997年，香港历经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其间，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期间的十多年，被称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香港经历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股灾、1989年“六四事件”及引起的移民潮、机场核心计划、1990年代的中英争拗以至主权移交前的歌舞升平等。香港局势的动荡和未测的前景一度令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持续达五年以上，及至主权移交前一两年，一些移民才开始回流香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频仍的地方，而这些移民后又返回香港的居民也多为社会精英和文化人士，所以，迁徙和流离无疑又进一步增容了香港文化的西方背景和影响。特殊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经历和生态为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提供了异质的话语空间。

一

香港身份书写话语空间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位置所引发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随后的文化形塑，还表现为其混杂而多元的文化空间和形态。从地理与政治的角度看，香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然而边缘性“却给予香港一个更庞大、混杂而富于弹性和自由的空间，容纳各类非主流、非官方，甚至非正统的文化与文学形态”；此外，因为香港的这种边缘性与经济特点，香港的文学、文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精英的、高蹈的姿态出现；相反的，它与商业的潮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百年殖民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文化质素和文学风貌，其特殊的空间地理位置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都一点一滴影响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后现代的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使香港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混杂和多元的特质。一方面，混杂意味着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并存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式，就这个意义来说，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混杂中交融和变迁的；另一方面，混杂意味着创造，只有混杂的空间存在，才有文化新质出现的可能，而混杂文化中的某种主导力量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往往会使其走向新的文化形式的蜕变。混杂的文化形态使香港拥有一个难以确定的文化身份。它既“非完全是西方的，又非完全是中国旧有的文化形态”，“相对于英国其他的殖民地（譬如印度），香港是殖民政策推行得最不彻底和最不完整的地方。”而香港无疑又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城市，因为“在‘西化’与‘殖民化’的过程里，基于英国政府对远东利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考虑，它又得以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要素”，因此，这种混杂的文化无论其混杂的多方势力强弱及关系消长如何变化，总意味着对专一和保守的抗衡，这无疑代表着促进文化更新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混杂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文化倾向与属性变得懵懂和迟钝，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港人对身份认同的自觉。香港身份的醒觉和讨论在香港回归问题提出之后逐渐引起注意，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操持着自我的话语权力，这种人群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时期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从大陆以外的地方来到香港的人、以及香港出生的人等等，正如学者也斯所谓： 

因为都市是包容性的空间，所以其成员的身份是混杂而非单纯的。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复杂。怎样去界定香港文学和香港作者，至今仍常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曾经有人以在港居住多少年、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什么地方发表东西、写给哪些读者看等作为界定作者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也未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那种含混性和边缘性。香港人相对于外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但相对于来自内地或台湾的中国人，又好像带一点外国的影响。他可能是四九年后来港的，对于原来在本地出生的人，他当然是“外来”或“南来”了；但对于七、八十年代南来的，他又已经是“本地”了。

也斯提到的“混杂”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城市乃是混杂的空间，因为人、物、资讯和媒介的流动，新与旧、本土与外来交织成城市的混杂文化。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曾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又与中国文化既断且连，因此，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融合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于是，在后殖民的文化景观中，“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变得格外复杂，相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是中国人，但相对于大陆与台湾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又显得很西化，像亚洲的纽约人。香港的文化是中西文化的杂烩、融合，如同一个文化的混血儿，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因而在香港的文化身份认同上，不能简单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画上等号。香港人在拆解‘英国’的同时，也在质询‘中国’，在东西方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文化定位。”这是研究者应当正视的客观现实，追溯其形成过程，还需要从港人终身混杂的社会结构组成谈起。

二

此外，香港的特殊性还表现在香港华人身份构成的模糊与混杂。无疑，香港是个由华人组成的沿海性国际都市；同时，它还是有着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殖民地——这决定了它身份认同上的含糊不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传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潜移默化，“殖民统治”的形象也在日渐淡化，香港华人在身份上出现殖民地下的“顺民”和“炎黄子孙”的双重身份当属历史使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引发一次大的内地迁往香港的移民潮；1984年“中英草签”则激发了香港本地庞大的出国移民潮；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引起另一次庞大的移民潮；“后过渡时期”的中英双方不断争拗，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导致移民海外的人陆续返潮；“九七回归”后的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滑落使有的人再度离开。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多由“难民”（refugee）和“侨民”（sojourner）组成，其身份意识尤其是香港身份意识是“模糊的、片断零碎和不稳定的”，直到19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社会与经济的逐步发展与稳定，二十多年的时间令这些早年迁徙而来的侨居者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从而孕育了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因此，“所谓‘香港人’的身份归属，实在是一个由‘殖民化’以至‘本土化’的过程，从‘难民’、‘侨民’、到‘香港人’，都标志一段身份转化、蜕变、成长的历史”。但无论“难民”，还是“侨民”，他们对于身份的理解和定位，与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一代之间却充满着代沟和差异。学者周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香港土生的一代对自己文化身份属性的困惑：“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交错，使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如我，一直活在‘祖国’与‘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之间，一直犹豫于‘回归’及‘西化’的尴尬身份之中。”迁居香港的一代和出生于香港的一代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差异竟是如此显豁：

但是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文化吗？是黄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吗？祖父母和父母的两代，虽然一样懂外语，然而文化身份问题似乎并没有因为学习外语而变得危机重重。他们很肯定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认同的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

他们不知道，到了我这一代，文化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

香港身份的含糊与难民心态、新生人群以及政治因素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暂时或长期地移民香港的大陆人多以中国人心态自居，且久不更移；战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无论生活、工作、娱乐、消闲各方面都相近，对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认同有直接影响。而新生代对中国既无所知，亦无所感，加上负面的描述，因此，在身份认同上，新一代较认同自己为“香港人”；是故，大部份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爱国，但他们所爱的国家和大陆所指的不同，他们爱的是“中华民族”。另外，因为身份认同“绝不是社会成员被动地接受某个身份的过程，而是个体主动地寻找一己社会行为意义，从而建构自己的身份。”因此，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代表的不单单是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下的认同或情感，还有其他因素，诸如政治上的争逐、经济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方面。

故此，1990年代上半期关于香港身份的讨论曾成为一个非常热烈的话题，相关著作以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和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合著的《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为主要代表，文学、社会学领域的身份研究皆分外地热闹，出现了刘兆佳的《“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 1985-1995》、梁世荣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吴俊雄的《寻找香港本土意识》、萧凤霞的《香港再造：文化认同与政治差异》、郑宏泰、黄绍伦合写的《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九七前后的转变》以及高金铃的《香港回归前后的身份认同观察》等多篇研究文章。在种种历史、文化、政治的机缘巧合之中，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成为本地、内地以至海外知识分子争相发言的场所，纷纷论证香港的独特性：“无论是把它看成是有个‘混杂的空间’（也斯1995，李欧梵1995）、‘后殖民的反常体’、‘崛起的社会’、一个在殖民者与主导是民族文化以外的‘第三空间’（周蕾1995），抑或‘消失的文化’（Abbas 1997），甚至同时拥有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以上论述都说明了香港独一无二的存在，无论其各方面对殖民国的超越，还是对内地的资本主义的“北进侵略”想像，都使香港成为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家炙手可热的话语场所。

随着一九九七年香港的顺利回归，对本土、身份和历史话题的热烈探讨仍在持续，“在这强调含混、质疑一切稳定性的后殖民时代，国族、文化、阶级、性别、身份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自我与他者应如何界定？我们已经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自我与他者的简单界定与划分，甚至认为任何界定都是问题重重的，然而，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又总在这里那里不甘心放弃区分二者，这实在是后殖民论述一个难以解决的吊诡。”同时，面对研究的困境，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如果我们假定《夹缝中求存》代表了《香港文化研究》的立场，这‘寻求本土声音’的目标与第三期‘北进想象’对周蕾、也斯等人本质化、总体化香港的质疑不无矛盾。在本质化的陷阱与指控无处不在的今天，论者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大家一方面以这无往而不利的武器拆解他人的各种论述，可是一个不留神，自己也同样容易堕入本质论的窠臼。似乎宜破不宜立真是今日理论界的困境。”这可以说代表了一般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心态，或许九七来临之际学术界之文化身份论述的热潮，不论是“夹缝论”、“第三空间”理论、甚或反夹缝论的“北进想像”论述，“都是心理上寻求逃离解脱霸权的方式，焦躁与不安溢于言表”，而为一般内地研究者所忽略的细节恰恰也就在这里。

三

从1950年代与大陆的政治隔绝到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从1980年代中英会谈香港主权问题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之间些微的政治变动不能不成为写作者身份思考的重要影响因素；百多年的殖民历史形成的无论经济的发展还是与母体的隔离都不能摆脱其在文化上对香港文学的塑造；香港高度的商业化社会环境、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以及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写作者对身份的体认和书写增添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此外，在这些边缘空间与城市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相互挪用和转变中，性别的因素对女性写作者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视。因此，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既关乎自我的存在，同时又投射出对城市的期望，既指向历史沉痛的创痍，又承担起未来文化的关切。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在空间和时间的交接点上承接起沉甸甸的文化传统和想像，在商业、物质、消费文化的重重包裹中把性别的自我推举到最醒目的位置，讲述了一个充满矛盾、也充满诡异、携带着建构的激情同时又实践着拆解的清醒的identity（身份）的故事。

 “后九七”香港认同在“去国族化”和“再国族化”的论述之间，正发展出一种更具创造力和贴近生活的新的身份认同：“既然香港是全球化和国族化的主要力量，香港身份认同则不应限于对两者的认受，也在于对两者的创造和更新。也就是说，香港人在塑造未来的全球化和国族化的同时，也在塑造港人本土认同的未来。作为全球城市，香港人有条件建立一个更公义的全球化。作为中国的大门，香港人也有条件建立一个更进步更开明的国家认同。”而近十余年来的香港女性小说，也应和着文化艺术生活领域的演进和讨论，以文字书写探讨身份认同的种种变化和可能，表现出多元的态势和层叠的视角。

 

方  梓（中国台湾）：女性与空间书写

──从方梓《采采卷耳》、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谈台湾女性地志散文

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近年来在台湾颇受学界关注。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段义孚《经验视中的空间和地方》、Tim Cresswell《地方》及《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甚至Linda McDowell的《性别、认同与地方》从女性主义角度由地方开始，讨论性别与空间书写的关系。其中小说尤受重视，写作的质量也十分可观，而散文在这方面相较于小说显然薄弱许多，本文将以方梓《采采卷耳》、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作为主要谈论的文本。

刘克襄在〈打开地志文学的窗口〉：「作家在长年的生活岁月，以家园山川做为背景，展开生命悸动的书写，描绘自己的成长，往往是一块土地最深沉感人的文字记录和生活刻划。以山川地理和风物文化为素材的文学地志，经由作家的文字诠释，每个时也都会呈现不同的美学符号和标志。土地会变迁，但他们以文字做为见证，展现地理景观另一面的心灵风景，跟土地做微妙的互动，那也是我们从事地方导览解说，最期待的撞击的力量。

空间／地景／地志，时间／记忆／历史。地景意象使用于后殖民脉络中，塑造并强化了种族和性别差异的观念。流移／离散(disaora)指人群从他们原来的「家园」分散或散播出去。流移一词试图涵盖人群不同且复杂的归属感，这些人群可能分散跨越了地理边界，而且可能跟好几个他们称为「家」的地方连结。所以，生命实践场域与地方书写成了地景或地志；地志─空间书写与地方再现。而有关空间或空间移动的书写：文本空间→创造出内在的想象世界→语言地图(Verble  Mape)。

「2000年我回溯叙述自己的童年，循着《诗经》的野蔬投射庶民的生活，我以常见的蔬菜映照母亲辈台湾女人的性格。

我写蔬菜，其实是写台湾女人，不同的蔬菜对照着不同女人悲喜的一生，那时孩童及现今为人母眼中前辈女人的生活与命运搏斗过程，尤其做为移民开垦的花东地区，女人更似野蔬，坚韧、刻苦耐劳，穷乡僻壤、贫瘠土地深耕播植长出枝叶开花结果。」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采采卷耳》书写的缘起与新订版的增添，同时标举「我写蔬菜，其实是写台湾女人，不同的蔬菜对照着不同女人悲喜的一生。」有别于2001年出版后该书后一直被认为是「饮食文学」与「自然写作」的作品。而本着作至今确实仍被归类在这两个文类之中，唯有清华大学台文系王钰婷副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原乡的菜蔬体验〉──论方梓《采采卷耳》的花莲地志书写与     女性主体，为地志与女性散文。论文中，王钰婷将《采采卷耳》综归四大方向：

一、叙写故乡的风土景观与家历史

二、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起点的花莲移民史

三、花莲乡间多元族群之间的互动

四、新旧过渡阶段中的女性主体

「《采采卷耳》以菜蔬作为再现记忆的媒介，纪录了方梓在花莲县福兴村里的心尘往事与童年生活，描绘以花莲为视点的台湾风情，平实地勾勒出五、六○年代东部的在地生活景况。本文将追溯地理上的花莲原乡对其创作所产生的意义，牵引出文本中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出发点，从而发掘出历史大叙述之外的花莲移民迁徙史，演绎移民者主体的建构，也透过文学中地方感陈述，进而归属入花莲的在地意识之中，并进一步从福佬族群的角度出发，反映出与外省老兵和原住民多元互动的过程。方梓散文中对女性角色有极为敏锐和细腻的观察，其女性形象的书写往往聚焦于农业社会中上一代年长的女性，勾画了由女性观点出发的乡土空间，除了刻画出以惊人生命力哺育万物的「母者形象」之外，也透过童养媳的情欲活动，来呈现出受传统禁锢幽深晦黯的女体空间，此外方梓也透视自我女性意识的觉醒，藉由不同世代女性生活经验的差异，纪录着台湾女性性别意识的成长历程。」

「身处的父权制空间，公私领域的划分和性别分工，使得女性被归纳入私领域，居于从属的地位，西方激进女性主义使用父权制的观念来批判因家族体系导致女性被压抑的社会结构，米勒（Kate Miller）在1970年完成经典之作《性政治》提出「性即政治」，并以「父权制度」一词来指涉男性压迫女性的社会制度，米勒指出这一套制度成功地使女性接受僵固的性别角色，并服从父权制度。方梓的女性形象的书写，往往聚焦在置身于农业社会的上一代年长的女性，然而当我们碰触到方梓所再现的花莲乡间底层女性的经验时，属于私领域的女性身体感官经验的描述是十分少见，显现出以传统父权为依归的农业社会，女性的身体被塑造为劳动性的身体，重视身体的生产能力。在〈永远的诅咒〉中，方梓以名为「打某菜」的茼蒿为例，为身处于旧价值的女性塑像，在五、六○年代对于丈夫殴打太太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的台湾乡间，婆婆也形成权力压迫结构下父权的帮凶，支使儿子「尪就是天，某那枭摆，就要教示」的道理，这种源自于宗法制度将男尊女卑与嫡庶制度阶级化，使得缺乏知识资本的底层女性依附男性为生，民间俚语也点出婚姻制度将女性客体化为丈夫财产的一面：「某是钱娶的、饼换的。」传统女性把丈夫的凌虐视为宿命的摆布，也勾画了女性观点出发的乡土空间的复杂面向，父权的压迫也成为构成女性乡土经验的重要元素。」

王钰婷将《采采卷耳》整体分析论述于「叙写故乡的风土景观与家历史、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起点的花莲移民史、花莲乡间多元族群之间的互动、新旧过渡阶段中的女性主体」，尤其聚焦在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起点的花莲移民史，及新旧过渡阶段中的女性主体，彰显作者意图载述的女性身影与住置。

「〈南方嘉蔬〉「在母亲生命史页里， 空心菜又是另类姿颜。空心菜的茎梗，蕴藏着母亲的艰苦人生与坚强韧性。在母亲的世代，空心菜表征贫穷，却又内蕴丰饶的生命力，它济养了无数台湾人，与番薯相同，都是台湾经济起飞幕后的功臣。

一样空心菜多样情，在方梓笔下，空心菜从田埂里，餐桌上转出丰饶的掌故、土地意象与生命的故事，她以自然灵动的文字，掌握了空心菜独的生命意象；阴性的──一如穷人、女性、台湾，然而也因着这种阴性特质，天生含蓄着一股从暗处引颈向阳的驱力。「以虚体去担受时代的悲苦」，正是空心菜，以及围着桌前空心菜的台湾庶民的生命姿态。

杨翠在二十世纪台湾文学金典散文卷第三部方梓〈南方嘉蔬〉导读直披该文是「在母亲生命史页里， 空心菜又是另类姿颜。空心菜的茎梗，蕴藏着母亲的艰苦人生与坚强韧性。」点出本文女性生命史的书写。

「方梓的《采采卷耳》所带给我们的，与其说是童年生活的追忆，不如说是她有意地以文学作为涤清家族历史的一种艺术媒介，不仅藉由写作清晰地感受了原乡的地方感，也透过文学中澄净透明的地方感陈述，得以诠释出特定时期，具有独特历史牵连的地方书写，捕捉了花莲乡土与人的温润晶莹之感。」明白指出地方书写，以家乡花莲做为主述的地志。

身为作者，我在1999年计划书写《采采卷耳》初始，刻意以菜蔬「设计」各种女性的影像与生命史，并且以我的故乡台湾花莲作为主要的场域。

而郝誉翔的《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则是以台湾高雄为出发点，到了台北永和，然后落脚于北投温泉区。详述小女孩在北投的成长过程，并追寻在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亲身影，尔后藉由父亲身旁来来去去多位女性来探索父亲生命史，北投宛如轴心幅射至台湾的其它县市，以及中国、越南等各地。

郝誉翔的《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写的是自己的成长故事与故乡，却牢牢紧系父亲离开的遗憾，同时记述多位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女性影像，透过父亲涉入自己的生命中。

「凝视(gaze)，从六岁开始。

一个六岁的女孩如同她看见的少女鬼魂一直被囚困在公寓里，那时小女孩刚从高雄迁移到台北，从此再也没有走出去，三十多年来却不断被作者叫唤出来，永不得安息。

二○○五年父亲自杀骤然留下突兀的句点，那个一直蹲在公寓角落等待父爱六岁的小女孩携着三十六岁的作者一同入景(Mise-en-scene)，搭上平快车从高雄到台北，然后大陆、越南来一趟大旅行，从出生到四十岁，追忆父系的逝水年华，母系的迁徙流离，交混出纠缠、错综的迷宫，同时挖索六岁女孩无止尽等待的图像。

散文的书写，却像小说与电影的叙述，作者和六岁小女孩一起操演(performativity)及叙述引导(diegesis)，剥解四十年父女纠结不清的情愫。

作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出生以一种交混(hybridty／mestizo)的形态展现，本省籍的母亲外省籍的父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

作者的母亲在三个男人(父亲与两个丈夫)都离弃(鄙视、死亡、离婚)她之后，以被动消极的方式，将男人对她的凝视构建成不断迁徙与拚命赚钱的场景。

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指出藉由诗歌和艺术，回到「前伊底帕斯」的阶段；伊莲娜．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诗的语言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舞蹈，女性可以在诗语言中寻得快感。不知是否这样的心理因素，作者五六岁开始有严重的恋字癖，从未上学前喜欢看广告招牌的文字，着魔似的嗅着贮藏柜里的书刊味道，从第一本小说繁露的《千里共婵娟》、粗劣的民间故事到租书店的琼瑶小说，作者在文字中获得畅爽(jouissance)，母亲则是在不断购屋、分租房间、开店从金钱中得到畅爽。同母异父的大姐辍学耽溺在游牧空间(nomadic space)，跟着卖画的男人私奔，有时也带著作者跑遍了大半个台湾，过着游牧生活，最后到了美国；不断寄居别人家的二姐大学毕业后即风光出嫁选择安定的生活。

追忆逝水的空间，其实是作者以隐无(absence)的、反复的、进出父亲缺席的空间，那个空间是作者挥之不去的遗憾(或是痛)，也是六岁小女孩困在公寓的怨结。然而这个怨结不全然是因为父亲去逝而获得救赎，是在不断面对父亲身边的女人们，藉由书写逐一揭开或释怀父亲的离弃。

作者在书中大篇幅书写晚年浪荡者(flaneur)的父亲，一辈子不想承担感情责任，一生交混在不同族群的女人中，有原住民、桂林、南京、越南。作者书写父亲的女人们，小说般以回溯(flashback)和凸写(foregrounding)的方式，从这些女人身上寻索缺席的父亲。终在父亲过世后，一趟北越之行，寻找父亲最后的妻子，父亲口中神仙般的二十岁越南女孩，那位女孩在父亲临终前不断透过电话要作者「去看他，去看他。」以及致命的一句话「他说最爱的人就是妳。」越南女孩是父亲对女儿的投射或是亏欠？在官司缠身竟想带着她逃离，因不忍而送回北越。

没有结果的寻找却也寻回自己，就如作者对越南女孩的感觉「总有一天，我也要带她逃出父亲的魔掌，逃出铁笼般的公寓大厦……那一天是八月八日，父亲节。」走不出公寓的六岁女孩再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召唤，有如亡灵安息了，也在书写本书时，一个生命在作者中孕育。

书写，可以疗伤，可以回溯，可以凝视；阅读，可以投射，可以参与，回眸他人的逝水空间。」

这是2011年《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出版后，我在金石堂《出版情报》所写的导读，在阅读过程中，我确实看到郝誉翔在作品中「追忆逝水的空间，其实是作者以隐无(absence)的、反复的、进出父亲缺席的空间，那个空间是作者挥之不去的遗憾(或是痛)，也是六岁小女孩困在公寓的怨结。然而这个怨结不全然是因为父亲去逝而获得救赎，是在不断面对父亲身边的女人们，藉由书写逐一揭开或释怀父亲的离弃。」

而在书中，郝誉翔详述北投的地志、生活习惯，同时载述了作者、母亲、姊姊在北投的影像与细碎的生活「我选择用一种和平而舒缓的语调，去写一九七五年我们从高雄搬到台北，辗转迁徙在盆地边缘的经过，去写山与海所怀抱的北投，写关渡平原的朦胧烟雨，写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现的鬼影，以及一间大杂院似的违章建筑……」

近年来台湾的地志／空间书写十分盛行，无论是诗、散文及小说，作者书写故乡、旅行走踏之地或钟情某些所在，以情与地志，人与空间书写脚下的土地景物，呈现地理、地貌、人文等特色，而以女性为基调的地志／空间书写，散文方面则以方梓《采采卷耳》、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较为显明、完整。

 

 

崖青（澳大利亚）：题材随着视野扩展——澳大利亚女作家的创作现状

一、题材的扩展

跨文化书写，是澳洲女作家的现状。想起刚出国那会，大家的写作集中在乡愁，忧郁，自恋，从文字语言到情绪心态都带有我们母国的烙印，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写作和阅读。当时的女作家们写作，有很多的雷同。

随着我们在海外生活的稳定，面对一个与我们原来生活的不同世界，开始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别、撞击和融合，我们开始描摹平常生活和纪录周遭人物风情。

如今，我们好像已经不刻意强调中西文化的不同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意识里连接着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既浸染了东方文化又领略了西方文化。我们不再专注于离散的痛苦，而是体验重塑的惊喜，作品已经从一种记录情绪和身份的认同中转移，在现代意识上开启新的思路新的空间。

近三年来新作：

1.刘海鸥的《半壁家园》30万字的纪实文学

刘海鸥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俄语翻译家刘辽逸。作者花了十年心血时间，访问亲属和搜集资料，一稿又一稿地修改。因为刘辽逸一家除了他这一支留在中国，其他人都去了台湾。作者讲了一些家族中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他们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颗沙子，但是因为真实，虽微小也能反射出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个侧面。

她爷爷和父母的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精彩而多舛。作者不温不火，娓娓道来家中人物的坎坷命运和悲欢离合，可读性很强。

2、抗凝的《金融危机600日》20万字长篇小说

说起金融危机，大家还记忆犹新2008年的美国，华尔街金融格局在优胜劣汰中重新洗牌。来自中国大陆的华尔街经纪人“我”，亲历了美国股市疯狂上升的股市嘉年华，又从历史高位，狂泻而下，短短600天缩水54％的另一种疯狂。“我”在华尔街对冲基金中与狼共舞：联手做庄，买空卖空，内部交易，操控股价，黑幕融资上市公司；当游戏翻盘时，有人出卖同谋，有人奴颜婢膝，有人无视法律，沉默不语；最后，游戏又因为有女人加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这是一部步步惊心的证券经纪人手记，时而天堂，时而地狱，让每日嘉年华的华尔街面目全非。危机排山倒海，人人如履薄冰。纵是翻云覆雨、点石成金，最终为贪婪和冒险付出代价。

3，海曙红《澳洲艺术随笔》

包含五十来个短篇，涉及土著艺术、殖民艺术和现代艺术，内容以绘画为主，雕塑、工艺品等等。

4．曾凡《麻将岛》是长篇一部未来小说，寓言小说

故事说“中央国”边陲上有一个“麻将岛”，凡是被贬黜或不得志的人都集中到岛上，岛上从总督到各色蚁民，打麻将是生活的主要内容。2020年，岛上爆发了一种致命的疾病，那是由不知名的病毒引起，人们束手无策，却幻想能侥幸度过难关。

她以打麻将来隐喻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人们依赖命运，面对灾难不知所措，灾难过后，依旧无所作为和盲目乐观。

5．李灵智《天使人类之间》奇幻少儿读物

小说这样开始：一个带着特殊使命的闪电击中了年纪小小的玛丽安•傅•迪雷尼，她的命运就此发生了难以捉摸的改变。她成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物种中的一员，必须在深海之中经历一系列的历险和考验来找回并证明自己。

曲折的情节，精彩的故事，奇特的想象，故事中充满友情、忠诚、善良。告诉人们爱和宽恕是最有价值的。

二、作品的跨文化性

以前对女性文学的看法，非风花雪月就是离愁别绪，视野比较狭窄，多以细微的事为出发点，或者说女作家的选材比较局限于身边的生活。随着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大，创作的题材越来越丰富。

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澳洲女作家的新作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们的跨文化：

刘海鸥虽然写的是家史，写的是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发生的故事，但她是以她今天在澳洲这个跨文化的身份来叙述和议论的，她很爱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亲戚，笔端包含深情，但又是十分坦然地写出自己对他们的选择和做法的看法。她说过，心态不调整是写不出这本书的，写出来也会是另一个样子的。

抗凝本身是英美文学专业的，现在她的工作就是一位股票经纪人，她说故事背景虽然在纽约华尔街，主人公是个男的，但所有的感受都是自己的。她的作品具有时代感，无论是内容，人物，语言，都强烈地让人感到这是今时今日，发生在当下，是我们关心的人和事，也是全世界人都关心的事；作品中零距离的描述，重现了在我们眼皮底下划过的华尔街股灾。情节的发展每一步都真实可信。这样一部专业性强的书，不但让外行人能看明白，还要写出各具性格的人物，能吸引读者，确实需要深厚的功力。因为有很强的画面感，读她的书，好像在看翻译过来的西方大片。她的作品往往是在澳洲发表出版，也在中国的《花城》和《收获》上发表，几乎是同步的。

海曙红有较深的中国艺术的修养，澳洲又是一个有浓郁文化气息和艺术气息的地方，使她有机会接触西方艺术的方方面面，她有领悟，有比较，集腋成裘，厚积薄发，颇能启发读者新的审美情趣。墨尔本的街头艺术是很有名气的，如入壁画长廊，观铺天盖地之画，一路走过，目不暇接，，各款画面无不透出混合的淘气、怪气、豪气、才气、灵气、霸气，难怪乎能吸引无数慕名而来的普通观众（懂艺术或不懂艺术的人），一睹为快。悉尼乔治街某酒吧门上的雕塑，三只聪明的猴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李灵智的作品是中英文双语同时出版的，她故事中的人物各种族都有，是全世界小朋友都能阅读的一本书。上述女作家的语言叙事空间的形成，反映了她们身上所具备的跨文化视野和国际化经验，表明她们在华丽转身中已经站在新的角度和写作立场上，面对世界，重审自我，解读传统，融合中西。

三、女性写作的特点

以上这些女作家们书写的题材当然男作家也可以写，但是女作家下笔，还是有着自己的特色。她们有着自己平实、机敏或婉约的风格，刘海鸥对材料的裁剪取舍，抗凝对主题的深化探询，海曙红对艺术的细致入微的欣赏和感悟，曾凡对个人世界以外的观察思考和李灵智童心不泯的奇思怪想，使这些作品不单题材新鲜，而且文字清新细腻沉稳，绝无浮躁之气。

但是澳洲的女性文学是不是很完美了呢？当然不是。有人更是说，我们澳洲的女作家至今还没有可以跟北美、东南亚或欧洲同样等级的作品。说到这，我们很惭愧。澳洲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生活安逸，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这是文学创作的优势可能也是劣势。暂时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的作家，那我们可以数量取胜，我们的特点就是作家多，作品多，丰富多彩。华文创作非常活跃。

其实现代社会男女在写作方面已经没有很明确的界限，说到女性文学，无非是将女作家集中在一起，更多交流和互相支持鼓励，女作家的写作跨出女性文学的范畴，探索文学中的人性与普世价值，也跨越地域局限，善用置身海外多元文化环境的开放视野，为我们共同的文学事业做出贡献。

 

计璧瑞讲评:

我们的下半场共有6位女士发言，根据这些发言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海外女作家就不同地域海外女性的汉语写作做出的描述与说明，如陈瑞琳的《今日长缨在手——海外女作家的历史挑战》、林宝玉的《新西兰新移民女性文学习作之我见》和崖清的《题材随着视野扩展——旅澳女作家的创作现状》；另一类是由大陆和台湾的女性学者兼作家对台港女性文学中的独特问题提出的研究论文，如王钰婷的《台港女性文学交流另一章——以1950—60年代童真出版作品为讨论核心》、王艳芳《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和方梓《女性与空间书写——谈台湾的女性地志散文》。

在第一类论述中，陈瑞琳描述了海外华文文坛女性创作成为主力军的兴旺景象，概括了近年来女性写作的新特点，即具有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趋向；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切换，表现出跨性别和多元化的视野与格局。其历史挑战在于如何寻找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以及更深入的人类命运关怀等。她的关于海外女性写作在某些方面可以成为大陆文学的补充；而台港澳是各类文学的检阅场的认识颇有新意。

林宝玉女士详细列举了新西兰的新移民女性作家的写作题材、体裁、主题和作家队伍概况，为我们了解这些写作的基本风貌提供了生动的图景。崖清女士的发言梳理了澳洲女性华文写作经历的从书写乡愁和失落感到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归纳出了其中的脉络和变化。

海外女性作家在异国他乡的奋斗中仍孜孜以求用文字表现生活与命运，她们的努力值得尊敬。

第二类论述集中于独特的研究议题。王钰婷选择了五、六十年代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童真的写作在香港的发表为论述中心，借此将两个相关地域联系起来，注意到台港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交流；引入场域论述以突出冷战时期文化交流的议题，包括香港性和台湾性的辩证等等；从跨文化语境的思考模式，开启台湾女作家与香港对话的可能性，认识相当深入，有助于思考这一时期台湾与其他地区的连动关系，并有效拓展台湾文学研究的疆界。

王艳芳在梳理身份理论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香港女性写作身份书写的特殊性，即叙事性、想象性和差异性，进而探讨了形成这些特性的各种因素，如香港的特殊命运、混杂多元的文化形态与空间等；以身份书写的具体表现分析，指出香港女性小说为身份书写提供了充满象征和隐喻意味的言说空间，并呈现出从建构到解构的精神衍变轨迹，对我们理解香港女性文学提供了角度。

方梓作为台湾著名的女性散文家，从自身的写作经验出发，考察了女性地志散文的写作特点和文化寓意，涉及女性认同和地方记忆，如方梓的《采采卷耳》，从蔬菜的书写连接到女性命运、乡土空间和家园意识；又以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来论述女性的迁徙与成长。这些分析关注当下台湾女性写作的重要特点，从中展开的女性观念和生活历程值得关注。

王红旗：聆听诸位姐妹的精彩发言，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华文女作家在跨族群、跨国界、跨文化与跨性别的书写中，无论是人生感悟或时空想象，无论是诗歌、散文、传记或小说，都呈现“集体记忆”的一份念想，如火种一样，照亮一片夜色。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设有女性文学专业委员会，我们已经举办过三次专门的世界华文女性文学研讨会，为人类生命探索一种更理想的精神境界，寻找健康向上的人性完美图景，实现两性平等和谐、互补共生的文化理想，和男同胞们一起用文学托起新文明的太阳，尽一份绵薄之力。

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嘉宾的亲临与支持！期待两年后再相会！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戴冠青：论坛总结

“华文女性文学的世界图景”是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十个专题论坛之一。在海外华文文学写作中，女性作家特别多，譬如参加本次世华文学大会的作家中，女作家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多，但是专门针对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专题研讨并不太多，这个专题研讨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举办的第三次海外华文女性文学专题研讨，也可以说是本次世华文学大会颇具特色的一个专题论坛。

本次专题论坛的特点体现如下：

一、充分体现出华文女性写作的世界性。

本次论坛有12位作家、学者发言，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马来西亚的戴小华、荷兰的林湄、加拿大的李彦、美国的刘加蓉、陈瑞琳，巴西的林美君、新西兰的林宝玉、澳大利亚的崖清、中国台湾的王钰婷、方梓，中国大陆的蒲若茜、王艳芳，可以说是最有世界性的一个专题论坛。而且发言者都是清一色女性，这体现出了世界华文女性写作及其研究欣欣向荣的态势，当然也见出了华文女性文学研究的孤单，我们多么希望有男性参与华文女性文学的探讨和研究！

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华文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参与本次专题论坛交流的话题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女作家的创作经验叙述，也有女学者的华文女性文学考察，还有兼具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女性发言者基于女性创作实践认知上的对于传统经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反思和阐释。从12位发言者的交流内容可以看出，华文女性文学研讨已不仅仅局限于揭示其中的乡愁意识、身份困惑、疏离感等等，而是已经深入到华文女性书写中的母性情怀、人文关怀、性别视野、女性命运、性别空间、华文诗学及华文女性写作的经典化问题等具有普世性具有人文深度的文学书写问题，一些发言还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深度反思来揭示这些经典女性形象对女性写作现代化视野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些发言所揭示的问题可以说都是颇具学术力度的命题。

从华文女性文学研究可以看出，整个华文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推进，这是一个相当可喜的现象。

三、鲜明地体现出华文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意识。

从华文女性文学专题论坛的研讨中还可以看出，不管是对自己书写的经验叙述，还是对传统经典书写的反思，都体现出了一种比较鲜明的女性立场和性别意识，与该论坛的主题是吻合的。这里面有对母爱与亲情回归的呼唤，有对异国社会底层的中国女人命运的关注，有对女性性别空间的探讨，还有对经典女性形象中所蕴涵的男性霸权话语的批判，这些探讨都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启发女性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深入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

本次华文女性文学专题论坛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是缺少碰撞和交流。12位发言者的话题少有交集，基本是各说各的，没有勾连和辩论，也没有质疑和回应，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讨的深入。

第二是缺少男性研究者的介入。如前所说，12位发言者均为女性，听众也以女性为多，没有男性学者发言，也没有男性作家出来回应，由此显出了华文女性文学研究的某种寂寞和孤独求败。其实双性同体，双性和谐，恰恰是女性文学追求的根本目的。

第三是，有些探讨的女性性别立场还不够突出，与男性视野的区别不大，看不出是女性视野下的书写和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的探讨和揭示学理性不够强，缺乏较强的说服力。

这些问题都是华文女性文学研究今后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