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之旅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今天，通信卫星已被广泛用于电视、广播、长途电话、电视教育、金融、电力等部门。 1987年以来，有800多个品种的植物种子乘坐我国发射的返回式卫星进行了太空育种试验，一大批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从新药品到新材料，我国1100多种新型材料中有80%是在空间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已有近2000项空间技术成果运用于通信、纺织、石油、交通运输、医疗等行业。还有气象预报、防灾减灾、卫星定位导航……

我们为“仰望星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脚踏实地的日常生活也受益匪浅。

不过航天事业的投入高，风险高，目前世界各国的航天事业更多还是政府计划而非市场行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未来的10年内中国的航天技术仍将以国家行为为主，采用国家投入与指导下的商业化运行机制。例如在俄罗斯、美国、欧洲、日本等火箭商用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大量补贴是促进火箭商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盟在2011年将向欧空局补贴3.16亿美元，用于两年内支持阿里安火箭的商业发射，后续还将继续补贴。美国NASA在2008年将16亿美元的发射合同给与民营的Space X公司，用来支持商业发射业务。

所以，人们对航天事业的担忧更多的来自于其是否挤占了国家对民生的投入。毕竟，这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有媒体报道，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分析美苏两国的太空争霸：“两国的人口规模差不多，自然资源方面苏联还要优越一点，但是整个要素禀赋结构与美国的差距太大。美国在航天产业、军事产业投入的绝对量很大，但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量来说很小，并不挤占其他绝大多数有比较优势的民用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所以可以持续。苏联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的条件下，在军事产业投入的绝对量上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就非常吃力，占每年的国内投资规模的比重太大，其他有比较优势的民用产业就难于发展，因此不可持续。”

人们的担忧并非毫无意义，不过，事实是，一方面，解决具体民生的经费应向腐败向三公消费开刀，而不应向科研经费开刀。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以来，载人航天工程已花费约350亿元人民币。这是十几年的投入总和。而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在《学习时报》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该文明确指出：政府部门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支出高达9000亿元之巨。除此之外，还有规模数以万亿计的土地出让金、政府性基金、行政收费罚款等等，游离于财政预算监督之外的政府收支，才是吞噬着原本应投入到民生方面的经费。另一方面，我们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而有限的经费，又往往成为了唐僧肉，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报告50个中央部门及其270个所属单位的审计结果，多涉及违规套取资金和收费。其中，中科院所属单位以项目名义发放近亿元福利；10所高校5亿收入未上缴。不断增长的科研项目经费，仍然难填福利这个“无底洞”。

环球时报社论指出，中国的进步必须同时有“推”和“拉”。以民生为中心解决各种落后和不公平，会改善中国社会的基础，一点点增加中国前进的社会力量。但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科学及社会工程大突破的拉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铁路网及高速公路网，电脑及GPS的应用一次次创造了社会进步的新空间，也强行推动国家治理的新标准。科技投入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而人们对载人航天的疑问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政府财政支出不透明的焦虑，因此才会把不甚透明的科技投入与相形之下寥寥无几的民生投入放到对立的两面。

在人类航天史上,美国耗资240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就直接为工商业带来500多项高科技发明专利,衍生出3000多种技术成果,可转化为商品的市场价值高达上千亿美元。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钱，将会产生7元至12元的回报，这是美国、欧洲多家研究机构采用不同模型和方法的评估结果，已为国际上所公认。

而中国也不乏成功的经验。联合早报评论指出：中国的航天技术只要能够成功转为民用，它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换言之，只要中国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是为了科技的发展，谋求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称霸太空，其巨额投资应能获得更巨额的回报。

有媒体认为，航天事业不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政府主导色彩严重，缺乏对利润和亏损的经济核算能力，其投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堪忧。但航天事业本身就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化的效率。从公开资料中可以查询到，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

在2011年举办的“2011诺贝尔奖得主北京论坛”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表示，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同发达国家相比严重偏低。他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的差距太远了。原因一是转化的动力不足；二是转化的体系不完善；三是政策支持不够有力；四是转化的壁垒众多。

而在一篇题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实证研究》（边瑞霄,金镝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系）的论文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吸收借鉴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提升纯技术效率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数目众多, 分散, 而且规模小, 这是导致规模非效率的根源。不同行业间的技术效率差距较大,并不平衡。从总体上看，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最高，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效率最低。

科研成果只有转化成生产力，转化为现实产品才是有效的劳动，否则就是无效劳动。所以，我们在谈论航天事业的回报时，必须着眼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鼓励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航天投资体系，允许多种市场力量进入这个领域。

任何科技上的进步，都应当放到人类发展的层面予以对待，正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恶意的抹黑，甚至视其为威胁，是战时的思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以载人航天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综合国力的直接象征，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晓刚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近年来国际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随着地球大陆资源日益枯竭，外太空和海洋正成为人类解决资源短缺、拓展生存空间的战略必争之地。长远看来，谁在太空和海洋形成领先优势，谁就能牢牢把握未来的战略主动权和发展先机。中国在这些方面以国家战略的方式全力推动，有百利而无一害，其战略价值无可争辩。

所有向往和平的人们都希望太空永远是一片能够造福全人类的净域。但是，目前外层空间军事化已成现实，并正朝着武器化方向发展，新一轮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一触即发。尽管现行国际空间法“和平探测与利用外层空间”的立法旨在外层空间的完全非军事化，然而，面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趋势的加剧，现行国际空间立法的局限性也日趋明显。对此，我们不必对正常的国防建设讳莫如深。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也认为，发展航天事业，在军事上的作用是潜在的，我们宣称的目的是和平利用太空。我们拥有太空战的能力并不一定就是要打太空战，而是为了更好地防止太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