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至神仙下至流氓，有“名”就不放过

    早在1980年，日本学者提出“孙悟空”可能是福建人(猴)。前些日子，一位福建学者更是把孙悟空的“户籍”锁定在了福建的顺昌县，并且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发现了孙悟空和他哥哥的墓地”。但吴承恩的家乡连云港市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古代受交通条件限制，吴承恩写作一定是“就地取材”，所以断定孙悟空是连云港人。山西学者与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等多位专家经过20多年的考察研究后认定称，孙悟空老家为山西娄烦说的依据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当地文物旅游部门决定，由娄烦县花果山生态苑有限公司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金瓶梅》引发了两省三地的“西门庆故里之争”，具体涉及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近十年来，三地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竞争不息，西门庆也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详细]

· 故里之争不是中国特色，外国争“名”也疯狂

    名人故里之争并不是中国特色，在国外也有很多由名人故里引发的争夺战。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而自居，从市政厅广场到下水道井盖，到处都雕着安徒生头像，相应的博物馆、展览馆甚至快餐店更是数不胜数。而安徒生的真正故乡实际上是欧登塞市，对于首都的“侵夺”，这座小城尽管不满，但也无能为力。

    歌德在德国也有法兰克福和魏玛这两处“故乡”，他们从歌德在世时就开始争“歌德故乡”之名，以至于歌德只能左右为难地对他们说：“两个都是”。

   马克思在德国也有3个故乡。小城特里尔是马克思的诞生地，而自称为“马克思城”的开姆尼茨是原东德政府给的名号，柏林也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广场。特里尔小城曾郑重要求他们弃用“马克思城”的名称，但这两座城市却反过来指责特里尔是在“掠夺文化”。

   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对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属于谁也各执一词。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和英格兰的贝克街，如今满是福尔摩斯博物馆和“故居”，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福尔摩斯这个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详细]

· 同样的诺奖，不同的“赔本”与“投票”

   我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引发的“诺贝尔奖效应”正在进一步深化和蔓延。作品断货、手稿天价，故乡高密也跟着脸上有光，甚至是那些火烧、炉包和萝卜，也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而沾上了异常的“灵气”。因为有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当地政府已经着手开发旅游、招商等一系列的活动，莫言带来的“诺贝尔奖效应”何其巨大。

   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不过，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赔本也要种”。[详细]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之作中虚构了“马孔多”——一个最终被飓风卷走的哥伦比亚小镇。这个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成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象征，其名声响彻寰宇，甚至超过了作家的故乡阿拉恰达卡镇。

   去年大约有3000名游客来阿拉恰达卡观光，其中大部分是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而这个镇上的居民至今还没用上自来水，镇政府亦是连年遭遇财政赤字。该镇镇长佩德罗•桑切斯决定将小镇改名为阿拉恰达卡——马孔多镇。此举在当地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小镇自1915年起就一直用这个名字，现在突然就要改成那么一个古怪的叫法，实在难以接受。镇上的53000名居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对小镇是否改名的问题作出表决。[详细]

· 文化搭台，经济唱的只能是“滑稽戏”

   拥有浓厚历史文化沉淀的英国，虽然也面临着城市开发的威胁，但其对故居的保护从1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英国甚至还看得到老舍短暂的“故居”。在故居保护上，英国人从来不遗余力。建筑物拆还是不拆，每一个居民都有发言权；甚至一座名人故居附近的建筑环境，都需要跟这座建筑能融合在一起而不可割裂。在这两方面，艾略特故居的保护和甲壳虫乐队前鼓手童年故居的拆除选择权，就是最好的佐证。[详细]

   如今的高密，远不是莫言20岁之前的红高粱抒情的原乡了，更不是莫言想象中激情燃烧的世界。作家对故乡的想象，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所以，莫言故里如果大兴土木，表面上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他们热爱的大作家，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结果制造出一个泡沫红高粱来，只会对莫言构成二次伤害。[详细]

   经济和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两翼，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渐渐风行被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甚为喧嚣的名人故里经济，就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地方固然期待以大投入推进大发展，这样的如意算盘却也眼见得常常落空。

   河南驻马店烂尾的梁祝故里景区，山西娄烦县的孙大圣故里景区建设悬置等例证，就是这一模式并不总能见效的背书。更为悲凉的，则是经济没能得到发展，文化尊严已在娱乐式的消费中被践踏。如此以文化的名义发展经济，正印证了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一句著名论断，“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文化沦为一场滑稽戏，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景象。[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