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年的“两会”马上要召开了，这一期“观点锋汇”我们以“打造民众百‘保’箱”为主题，主要是想探讨一下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和改革发展方面的问题。

去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面临社会保障的压力也是最繁重的，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尤其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了，原来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现在凸显出现一些新的状况，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改革依然面临一个很大挑战。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以及《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曹林，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

下面进行论坛的第一环节，请竹立家老师和李长安老师做主题发言，每位老师发言时间为10到15分钟，首先有请李长安老师做发言。

李长安：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支柱，被称为市场经济的“保护伞”。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社会保障，30多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国家的大包大揽慢慢过渡到现在有一定市场经济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的加速，还有社会矛盾慢慢积累，更加凸显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在保障全体居民的工作生活，人民的健康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十八大”里讲到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四个要点当中，每个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应该说进入了新一个起点。

主持人：感谢李长安老师的发言，接下来有请竹立家老师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

竹立家：社会保障是下一步政府改革重点，因为我们平常讲服务型政策的核心是要提供四种产品：教育、医疗、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我们讲的民生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四方面。

目前，总是有一些地方政府说，我们民生建设的投入占地方财政投入的80%或者90%，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事实上，他们是把水利建设、职能资金等等，都变成所谓的公共服务，所谓民生，这是不对的。在国外对“民生建设”的界定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政府提供服务，公共产品，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这是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另外一个是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安全，这是比较突出的社会治安，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安全服务；第三，就是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退休金、失业、就业、失业培训，包括贫困人口最低社会保障等等，就是社会安全。

从中国最近五年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社会保障投入平均值基本上占财政收入的28%，那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大约是平均超过50%，财政收入的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并不多，国外投入一般平均占到GDP总数的10%以上，而2010年和2011年中国的投入数字来看，大约占GDP总数2.4%左右，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的。所以，民生领域除了社会保障以外，无论是从财政投入比例来看，还是占GDP的比例来看，我们都是比较低的。

这些年来，好多省的社会保障账户亏损，不是基本账户，而是个人账户的亏损。是基本账户亏损以后，拿个人账户补，可以说社会统筹不到位，非常不饱满，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居民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确实比较重，个人账户的收费比例过大，也是一个事实。因为老百姓收入增长很慢，从1950年到2010年这60年间，中国GDP增加了985倍，但是中国居民收入老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国富民穷”也是现实。老百姓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等从工资里占的比例很大，大约占20%。2010年中国的宏观税收收入达到14.5万亿，占当年GDP大约1%以上，2012年的收入更高，政府宏观上看非常有钱，但是这部分钱并没有主要用在“民”身上，这个问题没处理好。比如我们的行政事业费，这两年连续平均占财政支付20%以上，而美国只占9.9%，欧洲国家平均行政费平均只有5%左右，日本的最低，只占2.8%左右。中国的13亿人口中只有4000万人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美国4亿人中的2800万人提供公共服务。按理说，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行政费用反而更多呢？中国的官员与普通公务员比例是1：19，美国的这一比例是1：94。

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必须改革的时候，但是这个改革可能是难度比较大。因为涉及到利益的问题，也就是公共资源谁来分配，怎么分配的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把社会保障体系做好，也要从公共资源的角度去考虑，通过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加大对社保这个盘里的资金。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使社保能够稳定发展。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不到位，包括社保资金的收取，社保资金运转，保值增值，等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稳定运行，有赖于社会保障的稳定和正常，而社会保障的有效运转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法律保障。

主持人：竹立家老师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您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也正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会留在下半场讨论环节进行互动和交流。李长安老师刚才提到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确实是存在问题的，从整体上讲，您认为最大的问题什么？

李长安：我个人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社会保障不公平的问题。现在老百姓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反响非常强烈，其中就包括了社会保障的不公平，其实，社会保障不公平是很多不公平现象的一个结果。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不管是在保障覆盖面，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差距非常明显。比如，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金额差距非常明显。久而久之，这样社会保障不公平的现象会导致“代际传递”，父母是农民，到了子孙那一辈子还是农民。

第二，城镇职工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不公平也是很典型的。因为现在大部分城市对拥有本地户口的城镇职工具有一定保护性，相对来讲，流动人口在这方面得到的保护就要差很多。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有很多流动人口，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没有生育保险，因为很多地方规定，非本市户籍的人口就不能够上生育保险。关于流动人口的覆盖面，最近这几年，每年国家统计局都发布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报告。通过报告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社保覆盖率是相当低的，社会保障最高的达到30%或40%，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只有10%或20%。2.5亿多的流动人口，社保水平只有百分之十几，所以城镇职工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起码在覆盖面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保障水平非常不一样。

第三，当前社会关注最多的，可能要数企业与政府事业单位的不公平问题。这个问题我看到我们第二环节的相关议题中有涉及，所以第二环节我会详细说说我的观点。

第四，不同效益的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也非常不一样。一些效益好的企业，比如经常讲的垄断企业，给职工上的保险，不仅种类齐全，而且基本上是最上限的标准，还有些企业效益比较好的垄断企业大部分都有年金，一般企业职工望尘莫及。因此在这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劳动经济学把社会保障当做一种隐性收入，那么社会保障不公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实际上跟社会保障不公还得追溯到那去。

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些治安问题，一些群体性事件问题也跟社会保障不公有关。所以社会保障不公是结果，但是因为这个“果”，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这个问题是当前社会领域里面相当突出的，而且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曹林：我很赞同李长安老师的看法，这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不仅是中国人的分配收入不均，全世界人都这样。改革前，其实我们并没有社保这个概念，大家工资都不高，但是都支持国家的高积累，也支持各种“剪刀差”，并不是那时候人傻，也不是说那时候人多少高尚，而是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不会因为没有享受保障而有怨气。

但是话说回来，其实改革这么多年，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是不断在进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如果生了病，做个手术都要花很多钱，甚至如果是重病基本上就是“一病回到解放前”，但是现在由于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自己花的钱少了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理论上实现了所有人群的覆盖，不像过去还有很多人群在游离于保障之外的。

第二，虽然说养老金账户有亏空，但是社保基金规模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升的。对于社会保障水平，老百姓现在有很多比较，比如说跟身边的人比，跟其他人比，跟国外比，跟自己纳税享受到的福利比，痛感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享受的保障是看不见的，没有直观感觉，而且很多是延迟享受的；跟国外的人比，比如如果想享受独生子女的优惠政策，要通过很多程序，花费很多成本，盖很多单位的章，办成独生子女证，才能享受到每个月只有十几块钱的优惠政策。而在法国出生的孩子，什么都不用办理，直接就能享受法国的福利和保障。相比之下，虽然我们税务程度并不比他们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享受保障，带来怨气就非常多了。

主持人：好，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之后开始第二环节的互动交流。

（中场休息）

主持人：下面开始第二环节的讨论。刚才李长安老师谈到社会保障不公平是很多不公平的结果？您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李长安：社会保障属于一种大收入的范畴，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结一个结果，当然后面还有分配和消费，但是这是对生产产品分配的结果。说社会保障不公平是很多不公平的结果，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户籍制度是导致一系列社会保障不公的总根源。城乡分割的，地域分割的这种户籍制度，就导致了像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均衡，还有城乡人口与流动人口保障水平的不均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流动人口，虽然是在城市里，但是不具有当地户口，也是导致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等方面与本地户口的居民存在差异性。改革开放30多年看，我们还在坚持城乡地域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不合理的。全世界像中国这样城乡分割、地域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国家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曹林：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很困难，很大程度上阻力来自于有优势地位的一方，他们会形成很大的抵触情绪。

李长安：第二个原因，企业之间的社保不公平，跟我们社会竞争制度不完善，垄断势力的强大也是直接相关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要大大好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这其实也是市场竞争制度的不公平产生的后果。因为市场竞争不公平，垄断企业便可以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便可以提高自己员工的福利，相比较之下，民营企业本身盈利水平有限，没有能力给员工上比较高水平的保险，保险种类有限，而且金额也一般按着最低标准。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更有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规定和条例可遵循，但是成本非常高，很多农民工干脆退保。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整个社会竞争机制不公平，所以导致在市场竞争中不同效益的企业的社会保障不公平。

我认为，要改革这些问题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统筹考虑。其实，地区之间也是存在社会保障不公平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补助标准、救助标准等都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解决社会保障不公平的问题，解决社保基金亏空的问题，解决个人账户没有做实的问题，就必须提高统筹层次。目前的情况看，基本上各省份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一套保障系统，各个省之间很少有“互济”机制，导致亏损的亏损，富的有盈余，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顶层设计。

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保改革涉及到政治稳定。有些国家的总统、首相，就是因为社保改革不能通过导致下台，民众的情绪也非常激动，所以我们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整体方案。另外，还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举个例子，最低工资制度其实也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项。目前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年上涨幅度几乎平均都在20%以上，速度相当快，现在最高的地区已经达到1600元左右。当然，我们确实要尽快达到国际平均标准，也就是平均工资的40%。

但是，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一定的攀比心理，省内不同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有高有低是正常的，这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而定的，是应该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符合的。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偏低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想尽办法要尽快赶上去，如果最低工资的标准越来越高，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相符合，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人失业，这种攀比就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社会保障方面需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

目前，我们的国民经济增长情况是比较好的，最低工资每年涨15%到2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涨30%。但是如果经济增速不像现在这么快了，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工资是有刚性的，形成向上预期再要去降低的话，很容易激发民愤，那问题会变得更危险，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另外，我认为，社会保障体制需要改革，不能再在提高总量上面在下功夫，关键是要解决“公平”的问题。从制度设计上讲，难点也是关键点在于，怎么打破既得利益的势力范围。

竹立家:接着李长安的话题，我说说我的三点看法：

第一，现在户籍制度改革难度大最主要的是因为户籍制度附加值过高。如果说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居民制度，这对提高地方的社会生产力和激发人的活力大有好处，但是为什么户籍制度会变成积弊？就是因为，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毫不夸张地讲，户籍制度附加值的福利保障肯定是要被人拉低，所以说改革难度很大。

第二，户籍制度改革还有一个最根本原因，就是优势群体的反对。因为强制群体和优势群体在社会中占有上位，所以说他们的声音更大，所以说改革难度相对也会更大。

第三，改革难点是“公正”的问题。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均等化其实是分领域、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过程，而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思并不是说平均主义，而是公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社会平等、机会平等。

根据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参与化原则的观点，我们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时候，要向弱势群体倾斜，不能同等对待。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善的程度，与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成正比的，越关照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就越善，越是好社会、开放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不闻不问、不关照，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当中的个体性差异，毫无疑问是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消除的，所以一个英明的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安排中，应该本着公正的平等原则依法办事。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没有这种法律来初步实现差别的平等。

从意识形态来看，我们国家文明发展的核心价值就是强调公正的制度和公正的价值观，因此我们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的制订必须从公正的角度来思考。从这个角度讲，有两个“自主”：心理自主和习惯性的自主，也叫做文化自主。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公平是最基本的东西，另外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强调公平，这也是基本的要求。

那么，如何实现公正？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我们的改革讨论不能仅局限在经济学范围，必须要跳出经济学范围来认识中国的问题。包括房价问题、收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公正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要真正让老百姓满意，让老百姓幸福生活，就一定要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

曹林：谈到公正的话题，很多时候老百姓对“公正”的最朴素的理解就是从结果上谈公正，而容易忽略过程、程序、制度有没有公正。所以谈到顶层设计就似乎显得有些空泛，因此我认为改革的路径应该是从上面改起，然后下面才能动。

当我们谈到房价的问题，它不仅是经济的问题，也包含反腐败的问题，同理，社保基金也一样，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不断往里面注入资金，蛋糕大了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享用这个蛋糕，而是要解决公平的问题，要防止投入的资金被腐败所“劫持”，防止权力悄悄把社保账户上的钱拿走。因此，我认为，社保问题那么严重，首先应该是反腐败，接着是往账户里加钱的问题，然后才是通过哪些方式加钱的问题。

主持人：曹林谈到了社保领域的另一个热点又是难点的问题——社保基金的空账问题，到底是不是很严重？有多大危害？怎么才能从根本上怎么解决它？

李长安：目前，社保基金的空账规模大概有2万亿左右，个人账户总金额是3万亿左右，但是实有资金在七、八千亿左右，大概有2万亿左右的空账，空账问题几乎在各省市、各地区都存在。空账问题的产生原因很多，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导致的，现在在领退休金的一部分老人在当年工作的时候并没交过钱。他们用的是现在劳动者上缴的那部分资金来支付他们的。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与西方一部分国家的积累制不太一样，我们采取的是现收现付的模式，这是一个原因。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社保基金空账问题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国家财政部以及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目前社保基金的运行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不会出现支付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因为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现在能够缴纳养老金的劳动者数量还在减少，因此未来养老金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对此也要高度重视。

要广开社保基金的进账渠道，在刚才的讨论中也提到的，就是养老金入市，进行保值增值的问题。现在养老金入市是刚刚开了头，允许几个地方进行试点工作，但是资金额很小，只有几百亿，现在能不能实现保值增值，我们也不太清楚，以全国社保资金运行结果来看，每年大概增值10%的样子，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说跑赢CPI还是可以实现的。

主持人：有媒体报道，2月17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上建议，三年内划拨20%到30%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各位嘉宾如何看待这个建议？

李长安：我认为，国有企业把股份直接转让给社保基金是很不妥的。因为国有企业的属性是企业，社保基金的属性是公益事业，公益基金可能涨也有可能跌。比如企业缺钱可以把股份卖了，把20%股份卖了，但是与其到二级市场去卖，为什么不把上市国有企业卖了，减持以后直接把钱给社保基金呢？这个问题其实在2001年就准备这么搞了，现在这个问题社会各界好像对这个误解比较多。

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这个途径解得了近渴解不了远忧，治标不治本。国有企业减持国有股，目的很简单，就是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从这个角度讲，与其把国有股卖了以后划拨给社保基金，不如国有企业大踏步后退，缩小它的经营领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让它真正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使国有企业的资金变成真正有益于整个社会，包括社保基金运行的资金，这才有意义。

要解决双轨制的问题，解决养老金运营的问题，我认为是要把统筹层次考虑清楚。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国家各个省市的资金盈利情况不同，不仅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养老金，还有其他的基金，比如医疗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等等，也有很多结余，如何让这些资金在一个很好的框架里实现保值增值，我觉得是应该统筹考虑的问题。提高统筹层次，能够使社保基金、养老金在内的各种基金在全国的层次流动，这个省出了缺口，那个有盈余的省份来补，可能会使养老金亏空的问题有一定的缓解，也有利于全国一盘棋。

曹林：社保基金空账，不仅是现实情况下很严重的问题，更有一种对未来预期的悲观。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叫《未富先老的大国 未老先衰的少年》，就谈到悲观的预期，少年不锻炼越来越衰了，但是未来又是老龄化的社会，需要年轻人更有能力才行，但是现实是非常悲观的，而政府财政投入的资金又是有限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政府官员说，要弘扬中化民族的孝道文化，不要过高期待社会保障的作用，要回到传统家庭养老。但现在不是孝敬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尤其是计划生育之后的家庭，很多是两个年轻人养着四个老人。现在房价这么高，未来数年的收入都投入到房子里面去了，甚至把老人的养老钱都投进去了，我拿什么孝敬老人？

因此，要想保持社会稳定，政府部门就不能推卸责任，不要把财政跟社保脱离关系，才能再谈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各种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

主持人：也就是说，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能只从社会保障体系框架本身来考虑，而是需要其他的配套制度同时跟进，才能促进其完善和发展。比如刚才竹立家老师提到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作为保护，三位嘉宾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李长安：加快法制建设，我也认为这是比较急迫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已经走到这个程度，我们到现在连全国性社会保障法都没有，这个确实是很落后的，法制建设缺失的话就会导致无法可依，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关于社保缴费比例的问题，有人认为，老百姓的社保交税负担是比较大的。我想表达这么几个看法：

第一，从横行比较来看，如果跟国外比，我们的缴费比例不到30%，大概平均在20%多一点。而西方国家缴费比例，特别是一些福利国家，能达到40%甚至50%。当然缴这么多钱，肯定希望得到很好的保障，西方国家缴得高，保障水平也比较好，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我们国家的很多单位在计算社保缴费比例的时候，是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的，其他的补贴、奖金、福利等没有算在内。

第二，社会保障缴费实际上是属于一种保障性的东西，或者说有一定扶助性质，是有一定返还的。比如说，住房公积金每个月扣1000元，这是比较多的，但是起码至少可以得到几个好处：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的时候贷款利率比较低；如果跳槽的话，住房公积金国家是不扣的，不但不扣大部分单位还是1：1有补贴的。当然我们国家的社保缴纳比例也有不公平的问题，比如有的人缴的低，但是补的高，有的人缴的高，但是补的低，所以，很多人有看法也是在这一点上。

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配套制度，我认为法制建设是首当其冲的。我们新一届政府马上就出来了，社会保障立法其实在好几年前就启动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加快步伐，把社会保障全国性的法律推出来，另外其他配套的实施细则尽快完善起来，这样更加有利于我们社会保障改革，以及提高它的覆盖面和社保水平的建设。

曹林：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比如，立法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间完成，每年要实现百分之多少，等等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时间表，也给有关部门一种压力，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第二，既有资源要提高效率，强化执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执行上缺乏很多配套机制，只有把它补上，很多好的制度才能得到推行。

竹立家: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是有很大诚意的，这么多年来，在社会保障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社会保障体系法制化、规范化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障大于区域性特点，还有阶段性特点，因此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要根据这些特点，根据全国人大法律来具体化。

主持人：最后请李老师谈谈社会保障管理方式和手段需要进行哪些创新？

李长安：社会保障管理方式和手段创新问题，讲了很多年了，各地也有自己的一些做法，社会保障方式的创新其实是分为两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层面和操作层面。

关于体制机制层面也有具体的做法。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搞的城镇居民保险，过去是没有的，原来只有城镇职工的保险，现在推广到城镇居民了，过去像中小学生也没有包括在内，现在也逐步纳入进去；还有一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在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上的创新，现在也在探讨怎么把整个流动人口纳入社保体系当中；另外，流动人口双重社保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既然很现实又很棘手的事。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理清楚，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至于手段方面更为具体了，比如改革征管方式，提高缴费比例，提高征缴效率，还有改善工作作风等等具体的问题。特别是信息化情况下怎么加强社会保障手段的创新？比如养老接续的问题，这都涉及到信息化建设，系统建设，怎么从管理方式以及手段方面入手减轻流动人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接续的成本，等等，都是需要创新思维的。

主持人：这一期的观点锋汇讨论了社保领域很多议题，比如社保基金空账问题，养老金双轨制怎么解决的问题，统筹城乡养老保障等等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也探讨了如何进行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当然还有很多细节话题我们并没有一一展开讨论，留在将来有机会继续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和观点互动，也谢谢各位同事的参与，今天的讨论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