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我们世界史教学的主要参考书。改革开放后，北大的世界史教学在90年代进行了历史观的改革。以前我们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史，似乎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历史再无其他内容。但历史蕴含着很多的人类生活智慧，是极其丰富多彩的。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文明”这个概念凸显出来，包括把原来的“通史”改称为“文明史”，通过这个符号变换来强化我们的改革意识。但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学习惯，仍不容易改变。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些好的参考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发现它对文明史的讨论别开生面，很简约，但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可以说我们世界史基础课教学内容的有效革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参照这本书来实施的。

当然，我们能早早和布罗代尔的作品发生亲密接触，还应归功于我的导师张芝联先生。众所周知年鉴学派就是张先生在“文革”后引入中国的。他本人也跟布罗代尔很熟，曾多次找布罗代尔访谈，还通过布罗代尔要到了5个法方资助的中国留法学历史的学生名额。多年后张先生说起此事来还很感怀，说布罗代尔很慷慨，对中国特别友好，也十分关心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特别关注中学历史教学。他其实就是个中学历史教师，早年曾教过十几年中学，而且终生痴迷此道。其实他的《文明史》就是他为法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写的一部教材，但是由于方法和形式上太过标新立异而没有为当时的法国教育部所接受。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跟他对历史特殊的认识有关系。应该说布罗代尔对历史爱得非常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感到历史对于人生、社会、世界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之所以重要，在他看来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跟历史密切相关。

我们每个人不仅是历史的产儿，而且还时时生活在历史之中，为历史所缠绕、浸染，跟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历史是多层面，有长、中、短三个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时段的历史，那其实就是文明，是一种能够制约我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的传统力量。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都跟历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布罗代尔认为一个人能否成功，我们做的事情能否做好，跟我们懂不懂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历史。[详细]

评价一个历史学家在历史学上的地位至少有三个标准：第一，他提出了怎样的新的研究范式；第二，他是否解决了已有的问题或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三，他对同时代或以后时代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用以上这三个标准来看布罗代尔，他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

我们迎接布罗代尔先生的到来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它是思想、方法论大变革时期。它打破了旧有的思想枷锁，提供了创新的观念基础，开辟了被遮蔽已久的宽阔的学术道路。第二个阶段是整个90年代。由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加之一些外在因素，人们对于理论、对于思想上的兴趣减弱，强调的是专精深，从而出现了现代学术界正在批评的碎片化现象。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的开始到今天。这个阶段有纠偏的倾向，原来我们对大问题的思考不是那么充足，这时候我们关注到这一点。我们的一个借鉴就是年鉴学派代表作之一的《封建社会》，我们反思中国到底经过怎样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资源。

在《文明史》的古代中国部分，布罗代尔提了很多观点，他不认为中国有封建社会。现在国内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都是根据对封建社会的解释来进行的，但这也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中国是否存在过？不能说完全没有痕迹，如果说它存在，那只是在西周时候。西周时候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痕迹，而“封建”这个词也就是从西周时候借用过来，封邦建国。

布罗代尔不承认封建社会，但很奇怪的是他把中国从早期文明一直到清称之为奴隶社会。他说：“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或者说假如奴隶制不是其主要特征，这无疑很普遍。支撑中国奴隶制的基础，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是主要权威者，社会斗争的基础是父家长制度，父家长制度和皇帝统一形成一体化，他们互相联合，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在父家长制之下，父母可以把孩子随便买卖为奴隶，因此中国就是一个奴隶制社会。”这是一个大判断，布罗代尔没有更多的描述和分析，这牵扯到我们对中国发展阶段的看法。[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