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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空转”背后潜伏着深层次矛盾
银行的前期资产扩展太快，导致短期资本金和拨付在结构上出现问题。而这背后则是整个金融体制的扭曲、资金的错配以及商业银行行为模式的变异到了一个新水平，从而导致我们在某个时点上出现体系运转不良。 [详细]
让信贷存量流向实体经济
要调整商业银行扭曲的、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的逐利行为，要改变大量资金向表外流动，要打破金融体系内的这种循环，其实都是监管当局在加强监管，是对商业银行的违规失范行为做出全面调整，同时货币当局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全面的综合指导和道义劝说。 [详细]
根除监管套利的制度性根源
除了加强流动性的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之外，对于存量不良的资产，该处理的要处理，该暴露的要暴露，这也是盘活的一个重点。利率市场化要陆续推开，使资金供求面能够在更灵活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匹配，根除监管套利的制度性根源。 [详细]
金融改革重点在打破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
要在纠正资金错配、金融空转，调整金融过渡风险化行为过程中实现软着落，在技术层面，这就考验中央银行怎么来驾驭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改革的秩序节奏就是关键；在制度层面，要对于一些利益集团做出明确调整，打破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也是很重要的。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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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场金融风波让整个市场都捏了一把汗。6月本来就是年年的“钱荒”月，但今年对银行系统和融资市场来说是资金和贷款额度相对紧张的情况更加明显。
李克强总理一个多月时间三次提到“存量资金”问题。近期包括央行、监管层的举措都是为了纠正经济结构性问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一届政府对短期经济增长下行、对短期副作用的容忍度正在提高。
今年银行系统的资金相对短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盘活货币存量”对于金融改革的意义何在？金融改革的难点又是什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都做出了深入分析和解读。
中国网：内地银行业的所谓的“钱荒”近期掀起金融领域的一次风波，这个风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这一次“钱荒”从表象来看好像是资金流出过大，好像是由于季节性因素，由于财政入库准备金的收缴和监管调整等因素引发的，但是实质上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就是银行的前期资产扩展太快，导致短期资本金和拨付在结构上出现问题。而这背后则是整个金融体制的扭曲，资金的错配，以及商业银行行为模式的变异到了一个新水平，从而导致我们在某个时点上出现体系运转不良。主要表现为在某些时点上央行进行的一些非预期性的调整，导致很多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出现问题。
第二，商业银行逐利行为过度，这与我们稳健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是相违背的。很多商业银行急需通过短期资金的发放来吸取资金同时又来进行较长时间的放款，逐渐演化的最恶劣的状况就是把一些拆借资金，通过这种市场的周转进行款项发还，就导致很多的资金出现错配。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前期的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和表外业务的扩展，导致一些商业银行在资金结构、营销模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异，就导致它必须要维持套取新的一些流动性，从而导致银行前期的监管套利行为，再加上前期部分行业融资难导致的利率上涨，要维持发行表外业务，理财产品又导致进一步的发放相应的一些资产。因此就形成了金融圈的“空转”，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没有这种利润收益基础的一种金融循环，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这三大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就会集中体现在几大指标的冲突上：
第一，M2,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社会融资总量，虽然存量很高，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拆借市场的利率和实际利率、贷款利率都没有下降，反而逆势上扬。那么这两个指标的冲突就是说明我们整个的资金错配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存量资金很多，像备付金1.5万亿，很多指标都很多，但是拆借市场上的资金很紧张，并且5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维持在5%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从而导致利率出现短期和中期的利率倒挂现象。
第三，金融整体的资产存量和增量都很快，但是实体经济没有钱，这也是一个矛盾。
这三大矛盾实际上是由于上面这三个深层次问题引发的，从而导致我们在某些时点上，由于某些偶然性因素来促发这些问题暴露，因此我们看到的比如像光大银行的违约，中国银行的问题，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个案，但背后有一连串的这样的个案事件，而这一连串的个案事件背后又潜伏着这些深层次的三大矛盾，三大核心根源。
中国网：有观点认为，在当前的格局下，中国经济尤其是信贷资金的最终去向，央行已经没有能力把握了，只有靠中国政府出面制衡。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刘元春：那倒不至于。
第一，银行和货币当局，对于整个资金的控制依然是很强烈的。从这一次“钱荒”爆发的导火索，实际上就是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都希望纵容商业银行进行疯狂放款，然后进行空试点，从而倒逼央行来进行释放流动性，是要改变这种格局做出调整，这说明央行的调整还是比较强的。
第二，我们的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实际上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从2010年开始，银监会已经对于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进行全面清理，同时也对于银行表外资产进行了全面管理和监管，同时近期对于非标准性资产进行表内化的做出很多调整。在去年年底的工作会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央行这些货币政策，包括反复强调的“控风险”是今年的工作重点。
在某种程度说，这一次所谓的“钱荒”是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进行的主动调整，反映出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制约，只是央行在这个金融秩序的调整，金融风险的控制过程中，在流动性问题上应当更审慎。
要调整商业银行这种扭曲的、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的逐利行为，要改变大量资金向表外流动，要打破金融体系内的这种循环，这些其实都是监管当局在加强监管，对商业银行的违规失范的行为要做出全面调整，同时货币当局要对货币政策要进行全面的综合指导和道义劝说。
所以说，国家要想真正改变这种格局，应当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同时对于商业银行的一些过度的非稳健行为要进行一定的处罚，特别是最近几大行出现的拆借违约的问题，不仅要教育这些商业银行，更重要是要进行问责制。
中国网：怎样的问责和惩罚是最有效的？
刘元春：这次的“钱荒”也暴露出商业银行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目前在表外资产膨胀，在资金错配过程中，它的经营行为已经失去了监管当局所要求的稳健性的原则。
在我们目前金融秩序整顿，这个风险泡沫化解过程中间，还出现这种问题，应当说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失范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如果国家要想真正进行治理，一方面在流动性上面应该更为审慎，另一方面，在监管上应该进一步强化，我认为，相关部门的主管应该解职，大银行里面至少是主管该流动性管理业务的副行长应该进行受到处罚，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网：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克强总理对于“盘活货币存量”的提法，公开至少有三四次，“盘活货币存量”对于金融领域的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我们确实有大量的货币存量，首先，M2很高，但是流到实体经济的资金相对较少。因此所谓的存量概念主要是指，目前我们所看到企业的存款很高，但是大量的企业存款是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同时很多的企业资金都是进行金融债投资，投资意愿相对较弱，这种情况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是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盘活存量就是要切实让以往的信贷存量向实体经济流转，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网：在资金流转过程中，存量资金使用效率低，使用方向错配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金融领域的一些短期产品和表外业务的产品收益率是大于实体经济的正常收益率的。因此，实体经济的收益率在下降，金融领域的收益率还在上扬，这种背离使整个金融出现“搏杀”行为，甚至在局部出现了一些长期理财行为，就是为了维持他前期的资金周转，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并且利率越发越高。
因此要加强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回归，盘活存量，就要认识到，表面是金融资产收益率和实体经济收益率的背离，但是实质上是在经济回落的过程中金融本身出现了变异。
中国网：如何治理金融本身的这种变异？
刘元春：必须叫停资金空转，叫停这种为追逐非理性的较高金融收益率的投机行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甚至是局部长期理财的这种循环。
所以说，对于一些短期的理财产品，某些风险较高的部门集合贷款，以及一些来源不明、使用方向不明的委托贷款等等，要进行查处和清理；另外，要增强监管，对于非理性的逐利行为加强管制，使银行业的资金成本逐步回归，银行可以进行指导性的，对一些资金价格信号有所调整，因此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在纠正商业银行的行为上，应该交于监管层面；同时，货币政策应该把同业拆借利率的缓和作为重点，要进行分工，商业银行要调整它的行为。
不仅如此，目前控风险、纠扭曲、去泡沫的过程中，可以强化一些信贷的定向流放，但并不是简单的大规模的放给资金量还比较充裕的，存款量很高的国有企业，而是要向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行适度倾斜。
就盘活存量本身来讲，除了加强流动性的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之外，对于存量不良的资产，比如一些理财产品可能会陆续存在的违约现象，该处理的要处理，像投融资平台的一些问题，该暴露的要暴露，这也是盘活的一个重点。
最后，就是利率市场化要进行陆续推开，使资金供求面能够在更灵活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匹配，根除监管套利存在制度性的根源。
中国网：金融领域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可能跟腐败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你认为这个金融领域的腐败对金融改革作用有多大？
刘元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我们存在一些过度管制，就会存在套利空间，就会存在一些银行的主管部门利用管制价格和市场潜在价格之间的差价谋取收益。
理想的情况是，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环境里面，管制因素相对较小，出现金融腐败，甚至一些金融犯罪的现象可能就会减少。
我们下一步进行的金融改革的导向是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其中，市场化、国际化过程中，就会使监管的套利空间、权力腐败的空间大幅度缩小，在一种相对透明的环境里，受到市场监管，减少政治因素、权力因素的介入，当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中国网：除了从金融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其实这次所谓的“钱荒”在群众中还是引起了一些恐慌的，甚至有些民营企业也受到了影响。那么金融市场的动荡对老百姓以及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存在着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刘元春：第一，在某个时间出现这种流动性的问题，肯定会带来系统性的振荡，这个振荡就是恐慌。当然需要明确的是，目前的流动性“钱荒”的出现是在可控的环境，因此不会出现银行的存款支付问题，这是肯定的，因此老百姓大可不必太恐慌。
第二，中国采用的是存款保险制度，即使在过去一些局部的商业机构出现一些问题，国家都是负责还款的。我们目前并不存在支付性的危机，只是出现流动性管理上的一些大的磨擦，出现一些个案事件，并且个案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个方面因素综合的短期的产物。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业本身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是处于良性的。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都在10%以上，同时不良率只有1.03%，拨付总额很充分，只是在局部环节出现问题，而这个环节出现问题是因为商业银行的某些行为变异，而政府希望调整它所出现的问题。
因此对于老百姓来讲，应该不必要在这上面有恐慌情绪，当然这也说明，央行在处理这个事情时，的确需要更审慎，不要因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事情，产生系统性的恐慌。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目前所看到的国家稳健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对于资金空转要进行全面整顿，下一步要盘活存量，强化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小企业是有一定利好的，但是应当看到在经济相对疲软的情况下，金融秩序整顿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可能会加强一些定期投放，但是中小企业本身依然要过紧张日子，不可能过上太宽松的日子，这肯定是一个常态。
所以，一方面监管当局应该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不应该太乐观，也不用太悲观，应该要很审慎处理这个事情。
中国网：您认为金融改革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刘元春：在技术层面，要在纠正资金错配、金融空转，调整整个金融过渡风险化行为过程中实现软着落，是一个富有很多技巧和艺术的管理，这就考验中央银行怎么来驾驭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改革的秩序节奏就是关键；
在制度层面，要对于一些利益集团做出明确调整，打破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也是很重要的。
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这依然会对相应的一些传统套利渠道产生很大冲击，那么也要考虑利益集团的问题以及宏观的、稳定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是难点。
如何在改革过程中，保持宏观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这是底线。很多金融风险往往是在调整中、改革中出现一些松动崩溃的现象，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