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平衡是遗留问题，“特区不特”是新问题 |
在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地区经济都在发展，但是有些省经济的发展快于另外一些省，因此，地区之问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街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究其原因，既有政府行为，也有经济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缘关系、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而随着全国性制度的不断完善,各地的制度和政策在内容和水平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水平化”。特区原来享受的政策优惠、制度优势(尤其是较少的旧体制负担)被大大消解了,现在必须和其他地区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所谓“特区不特”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实的感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空间形态上已经从局部的地点转向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单个城市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依托周围的地区,形成要素相互支持的发展区域。如果说第一个挑战说明了特区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发生了调整的话,那么第二个挑战则体现了特区与周围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特区头上的光环正在消退,其功能也需要重新的定位。[详细] |
| 最遥远的GDP距离不是总量，而是“人均” |
为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近些年来国家比较密集地出台了一些区域性的规划和指导文件，目的是使区域发展的指向更加明确，战略格局更加清晰，支持的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从实践来看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赶超，但是人均GDP方面，最低的省份贵州的人均GDP只相当于最高省份天津人均GDP的五分之一。
经济发展差距必然导致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最终形成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两者具有趋同性。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及人口流动程度不同，两者又不完全同步。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区域差距不是指的GDP总量，指的是人均GDP，只要分子GDP往西边去了，分母人往东边去了，自然差距就会缩小。[详细] |
| 突破口在于找准各地的“比较优势” |
李承鹏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里提到：在美国，如果想从政你可以去华盛顿，搞金融可以去纽约，演电影可去洛杉矶，做工业就去底特律，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可以去新奥尔良听民间音乐。连我们不太看得起的意大利，也分时尚之都米兰，工业之都都灵，或者去罗马当个考古学家……
而在中国，人们寻找梦想和机遇，全都涌进北上广。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区域特色没有发展起来。东部地区不仅资源集中，机会、教育、交通等都优于西部，人们会自然向发达地区流动。如何把区域的特色优势发挥出来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事实上，今年以来国家批准的各地区域规划都在争相主打“比较优势”牌。特色经济的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在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不少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特色资源相对密集地区，在经济发展大潮中，这些地区为了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依托各地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发展了一批市场强劲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发展了本地经济。[详细] |
| 更要实现“人”和“资源”的自由流动 |
每年的春运，就是中国人的最大规模迁徙，这样的迁徙意味着人和资源在区域间的流转。区域之间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使中西部之间的要素能够流动，东部的产业可以向西部转移，西部的劳动力可以到东部去打工。
长期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业产业聚集区，珠三角地区尤为密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向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分散；二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区流动；三是在一些省区内，流动人口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
在我国，要素流通的“壁垒”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下的行政分化所导致的市场分化和市场封锁。今年的两会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自由迁徙’这个词。让人员和资源能够以市场为背景自由的流动，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也才能缩小区域差距，才能使资源得到优化。[详细] |
| 政府角色：调节规划为主，提供服务为辅 |
中央政府和政策制定的具体部门，在分解和细化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切忌只靠红头文件层层下压。政府顶层设计应该找好位置，还原市场的主导地位，从制度设计上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扫除障碍。同时还应该注意，对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提供与发达地区平等的基础服务。
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地方政府有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因为过去在计划经济过程中，经济发展是靠政府来组织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承担了组织经济发展的角色。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角色也适时的转换，首先地方政府应该把社会事业发展放在一定的地位。比如投资环境的改善。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投资环境如果改善的话，仅仅靠优惠政策，短期内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投资者可能不满意，也不愿意来，所以政府工作应该转到如何改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所谓“硬环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还有一些生态环境。“软环境”，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问题，另外就是法制建设问题。政府的角色要转到公共服务上。比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福利、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援助，还有文化道德的建设，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些方面，一方面使地方的文化和社会风气有更大的改善，第二方面也有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详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