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06年首提“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国在人均GDP达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由于不能顺利转变增长方式，矛盾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迟迟难以迈入人均10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阶段，其所依赖的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不能继续指导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以往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详细]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模式转变滞后导致发展持续动力不足的结果。对正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详细]
    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从2004年“郎顾之争”，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渐次显露。过去一度显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详细]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分蛋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个僵硬或者明确的标准来认定。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判断是否落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问题会侵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要提防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取得辉煌的经济增长成绩后，一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赶不上成本增速，出口下降而内需又无法足够快地被拉动，这个陷阱就会张开。[详细]

    中国未来5～10年的转型与增长，不仅对中国中长期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恢复增长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通道。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中国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
    增长不等于发展，我们需要增长，但不要“增长主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要强调把人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二是走出忽视资源环境的非绿色发展陷阱；三是走经济创新的路子；四是克服腐败陷阱。[详细]
    上世纪70年代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居高不下，严重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反观新加坡和韩国，不仅重视科教立国和企业创新，也比较注重社会的公平效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也绝非扩内需、调结构所能完全解决，而是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府不是万能的，但在推进公平正义、遏制贫富分化、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却理应担当主角。[详细]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适的理论命题，是在某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什么人们开始把这个假设运用于中国经济？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有三个历史镜子可以照一照。一个是拉美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这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例子，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两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亚洲四小龙”，这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还有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即所谓Golden Age。对这两个成功的例子，国内还鲜有研究。研究失败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样重要。[详细]
    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但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确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大国经济特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点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回旋余地很大”；二是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三化”同步时代，三种动力叠加，有机会“弯道超车”。过去三十年我国就是在不断打破常规中从贫穷、落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仍有潜力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但前提是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续深化改革。[详细]

    有学者乐观表示，到2020年我国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的级数，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根据我国GDP总量粗略估算，2012年我国人均GDP约6100美元。若未来10年能保持7%-8%增速，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将翻番，超过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过去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积累了资源环境问题等诸多矛盾，未来10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未来10年，关键是以改革攻坚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以体制创新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详细]
    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应该是经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我国近几十年体现为“改革红利”，比如放权让利、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等等。[详细]
    有学者提出指导改革的理论框架，“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其基本政策主张概括为“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即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加快城镇化、产业优化，减税、减少行政审批，扩大对亚非拉开放、扩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国企和民企共同进步，政府和市场“双到位”，实现中国之必然选择的“三步走”赶超战略。

    如果说“人口红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迈向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未来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要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
    最大的陷阱始终是中等收入国家也可能掉进去的“贫困陷阱”。这种陷阱其实隐藏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和财富分配极为不公时；只有改革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安定，促进科技创新和不断改革，中国才能摆脱这一陷阱。[详细]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命中注定，要想跨越，中国政府需做出改变。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增长模式要从依靠外需向立足内需转型，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事实上，转型的关键是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全面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完善法制建设。[详细]
    “沦陷”归根结底在于旧有发展模式红利已尽，又未能及时挖掘新生增长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相对粗放，很大程度上依赖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如今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制约，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行政、社会转型势在必行。[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