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危机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 “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二百年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道德的这段描述其实完全可以作为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一个注解。
无所不在的围观现象，炫富现象，普遍的冷漠，知识界的抄袭，官员的腐败，富人移民……许许多多的事件都在考验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身处在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滞后、企事业单位改革、投资与消费的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在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中，我们透支了道德；在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遗失了的道德。
◆ 中国社会的“道德焦虑”与“道德抉择”
◆ 陌生人的社会不等于陌路人的社会
◆ 物质时代，我们需要“道德救赎”
道德：公共生活良序化的支点，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在分工日益细化的年代，道德是人的生命及其他权利的第一道防线，坚守道德的屏障，才能够使你或他人防患于未然。- 很多人都认为，要完善道德体系，使公共生活良序化的根本出路，是健全有关的制度规则并使其行之有效，倘如此，许多无序化的现象便能大大改善以至杜绝。客观地说，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强调制度规范的建构及其价值意义，确有很大的必要性。
但实际情况是，制度规则的确立并不困难，难的是制度建立之后，人们对它遵奉与否及其实施的效果如何。因此不难发现，面对已有的制定良好的制度规则，人们有意无意的曲解甚至任意违背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在寻求公共生活良序化的问题上，关注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性作用，从社会成员的道德品性入手，强调其道德良知在公共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从根源的意义上说，社会成员道德素质的完善和道德水准的提升，进而在内化于心的道德良知的作用下自觉自愿的遵奉社会规则，才是解决社会公共生活无序化的关键所在。
◆ 让“道德自觉”成为一种价值坚守
◆ 道德是通往“幸福”的阶梯
从道德失范到道德示范，拯救道德需要自上而下
拯救道德不能自下而上，而只能自上而下。那些弱者的道德操守让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和失魂落魄，可一个强者更讲道德的社会，才前途无量。- 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那些感人故事和道德事件的主角都是一些弱者？为什么坚守道德的都是像拾破烂的陈贤妹这样的底层民众？
每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要么是舍己救人的农民工，要么是坚守偏远山村的的乡村教师——而那些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强者，不仅在道德事件中缺席，更经常曝出种种极不道德的丑闻，扮演着一个个反道德形象：包工头欠薪、富人吝于慈善、富二代高调炫富、老板开豪车撞人、企业排污害民、官员为政绩祸民，弱肉强食泛滥，强者通吃横行。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从来都是一个道德伦理的社会。在古代，不管是圣人治国，还是君子行道，都有道德示范的作用。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道德示范，尤其需要社会中的强者来扮演道德榜样。弱者的道德激起的不是道德感的共鸣，不是对道德魅力的凝聚，而是以其悲情刺痛着社会的分裂感，让旁观者感到愧疚和良心不安。而强者的道德更能弥合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对立情绪。所以，拯救道德不能自下而上，而只能自上而下。公众人物畏缩，芸芸众生难振。
◆ 向大时代的“小人物”致敬
◆ 真是人心不古？ 谁来徙木立信？
◆ 道德建设政府是主体还需要社会作用
- 道德是一种社会秩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体现。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道德却逐渐地走向困境。有关“道德滑坡”、“道德崩溃”、“道德危机”等等言论铺天盖地。人们不禁要问：道德究竟怎么了，是简单的人心不古的问题吗？还是说这是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道德面临这样的困局，那么它可能的出路又会在哪里？
- 郑永年：“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需要社会的作用，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
- 孙立平：“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不能单打独斗。”
- 杨雪冬：“没有对这个社会的大爱，爱自己的行为就只能变成陌路人的自私。”
“蹂躏道德”现象：故意违反、嘲笑和奚落社会中的某些道德规范；故意张扬违反道德的言语和举动，以引人注目；极力表明自己与道德的势不两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似乎是荒唐可笑的，而违反或“蹂躏”道德，却成为一种潇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道德示范：道德的示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作为一种自律，这是不错的。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口号又是不够的。不过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从上做起”无疑是道德重建的现实开端。
